第二节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推向历史新高度（9）

1938年5 月，为进一步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了马克思列宁学院，以提高领导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1941年5 月，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为其确立了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办学方针；同年7 月，马克思列宁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8 月，马列研究院又改组为中央研究院，确立了“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的办学目标。1942年7月，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一封电报中强调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46]1945年4月，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再次强调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47]一再强调要用马列主义所阐明的共产主义理论加强、掌握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通过掌握对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从而教育和带动全党同志和革命人民去夺取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更加重视和不断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通过党执政后所掌握的国家机器把思想教育、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等工作放在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在各个意识形态部门逐步建立健全党的组织，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中都建立了宣传部，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牢牢掌握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领导权。他不仅要求大力开展以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和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的新民主主义教育，而且强调必须在全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也就是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讲清楚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1955年3月初，中共中央在《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中强调指出：“必须唤起全党的注意，进一步认真地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各级党委必须真正做到把思想领导当做自己领导的首要职责。”[48]这个指示体现出了毛泽东对当时存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和对党的思想工作的重视，初步体现出了毛泽东关于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思想，目的就是要求在全党全国形成在实际的学习、工作中运用马列主义，并且要用这个思想武器来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并以此推动、改进和加快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

为了加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领导权，1955年3月底，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在结论部分专门提出了“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的任务。他指出：“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干部，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49]组建强大的理论队伍就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领导权，这也是加强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权的需要。他要求党的领导干部一定要学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有辩证唯物论的思想，也是为了在全党范围内更好地加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领导权，这是毛泽东关于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思想的重要体现。

（三）毛泽东强调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性

曾经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持工作并代理部长这一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职务的毛泽东自然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有着旁人所无法看透的深刻领悟，而他自从选择了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对以列宁的意识形态思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不断学习、探索，有着深入研究和独到认识，并且这种思想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里一直伴随着他。因此，他从成立中共湖南支部并当选为书记到1929年底的古田会议，从延安整风运动到人民解放战争，他都特别重视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建设。在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归纳总结农民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下的14件大事时，第八件便是“普及政治宣传”，强调指出当时政治宣传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体现了其对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性的高度重视。并且，14件大事中，“政治上打击地主”、“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文化运动”等几件大事也体现了其对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和重视。而在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上，他在为大会写的决议中的第一部分就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指出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以及纠正办法，号召同志们一起努力彻底加以肃清。体现了他对清除非无产阶级思想、建立革命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重要性的认识，也体现了他一贯重视抓好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和作风。1938年10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50]强调了革命的理论对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重要性，没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指导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1940年1月，他在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中又强调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他深刻认识到，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建立一个新中国的前提和核心，而整个新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指导和主导的，这也是实现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这是建立新中国的必然要求和重点所在。

作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相统一的伟大结晶，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中国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1945年4月至6月间，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会上最重大的历史性贡献和最大亮点就是正式提出并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在会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党章总纲规定以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51]而毛泽东在七大上所作的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52]用“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这个定位把对思想教育的重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掌握思想教育就是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这是做好其他工作的前提。此后很多年，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所信仰、遵循的主流意识形态，指导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凸显出正确的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越来越意识到意识形态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1955年12月，他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严重的教训》一文所写的按语中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53]这个著名论断，指出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在旧制度的基础上成功建立，就必须彻底清除掉这个基地，铲除旧制度的旧思想残余，而这就必须靠政治工作。同时提醒要很细致地去做思想政治工作，绝对不能采取粗暴态度和简单方法。这里的政治工作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是一种更容易为大家所理解的通俗说法。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并且，他不仅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且还指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相矛盾的，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要性和迫切性。1958年1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再次强调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54]毛泽东其实是在告诫全党乃至全国各族人民，以思想政治工作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包括经济工作在内的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和灵魂，这是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并必须长期坚持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并且，这也初步体现出了毛泽东关于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一些重要原则和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