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推向历史新高度（8）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再次把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提高到了一个重要地位。1948年1月，他针对土改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应该把打击面放在真正的封建剥削阶级的范围内，绝不能错误扩大打击面。2月，他又分析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和阶级关系等，指出在阶级社会中的一切生产关系都是被阶级的国家权力所保护，中国人民要消灭帝国主义、封建的、买办的生产关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必须推翻本国的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旧式富农和外国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的、反动腐朽的国家权力。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通过对人民、人民民主专政等概念的阐述，指出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对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反动派的专政相结合，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就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工人和农民两个阶级的联盟等思想。这些论述运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从意识形态上统一了全党对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认识，并赢得了包括各民主党人士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并多次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警惕忽视思想斗争、淡化意识形态的错误思想和危险做法。尤其是在1956年，苏联、波兰、匈牙利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暴露出不少严重的矛盾和问题，最典型的是6月的波兹南事件和10月的匈牙利事件相继爆发，凸显出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和科学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而在中国国内，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8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与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但是，由于三大改造中的一些遗留问题和一些领导干部工作中的失误等，这一年的下半年在有些地方竟然发生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等事件。面对国际、国内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1957年2月，经过深入调研后的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两类矛盾学说，第一次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并把正确区别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进行了剖析。并且，他在讲话中特别强调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44]警示不要忘记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复杂性、长期性，如果对此认识不足或者根本认识不到，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就要犯大的错误，并很可能会对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

讲话之后，根据反右派斗争的复杂形势等问题，毛泽东根据原始记录作了若干重要补充、修改，在1957年6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在增补的内容中，有一段文字非常引人注目：“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增补内容比较多地体现了有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等思想，代表了毛泽东结合反右派斗争的现实和当时的国际国内问题所进行的分析和思考，体现了其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

毛泽东一直强调要运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和分析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这是正确的。他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在一定时期也是合理的。但是，他后来提出和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使阶级斗争扩大化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对党和国家造成了损失，这是一个教训和警示。同时，我们要看到的是，毛泽东这样做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保持党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永不变质，他提出的观点、采取的办法和措施都是在探索、推行这一重大战略中的努力，虽然出现了失误和付出了代价，但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绝对不能因为这些失误和代价就否定阶级斗争，更不应该丢掉或忘记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否则将会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二）毛泽东强调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概念是由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创始人之一安东尼奥·葛兰西在著名的《狱中札记》中提出的，对于西方乃至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葛兰西认为，人是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意识形态领导权是通过先进的知识分子批判旧的意识形态、传播新的意识形态来实现的，第二国际领导的革命遭遇严重挫折的主要原因是无产阶级没有取得意识形态领导权，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必须首先要颠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虽然与葛兰西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理解不尽相同，但一直注重向列宁学习的毛泽东非常重视意识形态领导权及其实现方式问题。毛泽东早就谆谆告诫全党同志：“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45]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革命岁月里，尽管中国共产党没有掌控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但在1921年建党之初就专门设立宣传机构负责宣传鼓动工作，负责为革命事业发展进行宣传鼓动，并且中央宣传部在党的六大以后成为了常设机构，成为全党的政治鼓动、思想教育、新闻宣传、理论研究等工作的最高指导、协调机关。而曾经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并代理部长这一重要职务的毛泽东，还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名义创办出版了《政治周报》并担任主编、亲自撰文，在全国范围内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推动中国共产党重视宣传、思想教育等意识形态工作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后，毛泽东更是一直高度重视、积极宣扬和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思想，注重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新闻宣传工作、理论研究工作等，多次强调和要求全党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强调党对意识形态领导权，使得“笔杆子”和“枪杆子”一起成为推动中国革命胜利的两大主要武器。1927年9月的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在率部向井冈山进军的途中对部队进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三湾改编”，改编中提出的“党支部建在连上”这一创造性原则就是强调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强调的是党对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等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要完成从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等伟大革命任务，全靠无产阶级政党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这种策略要在群众斗争的过程中和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都一定要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强调了党的干部要通过加强调查研究、在理论联系实践中加强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