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锋：秦汉时期的民族精神述略（5）

六、秉公执法

秦汉时期的法律体系不仅十分完备，秉公执法的观念也深入人心，出现了许多著名执法严明、秉公断案的人物。汉文帝时的张释之就是其中的一位。

张释之官拜廷尉，秉公断案，依法量刑。一天，文帝出行，至渭桥中路时，一人从桥下突然窜出，銮驾马匹受惊，文帝险些被掀下车来。那人被捕后，交付廷尉治罪。张释之审问他，他说：“我听说皇上到来，来不及回避，情急之下，只好隐藏在桥下。等了很久，以为皇上车驾已过，岂知一出来便遇上了銮驾，惊吓了陛下。”根据汉律，皇上出行时要开路清道，禁止通行，禁令下达后，凡在该地段违犯禁令者，罚金四两。因此，张释之判决，此人犯禁，应当罚金，并奏请皇上。文帝一见奏章，大怒，生气地不得了，说：“那人惊吓吾马，幸赖那马温顺，若是烈马，不就令我翻车受伤了吗？而你只判罚金，太轻了。”张释之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法律，是天子与万民共同遵守、公正无私的。依法对那人的罪行只能如此判决，若还要加重，是让法律失信于民。”“廷尉是国家公正执法的机构，这一次若听陛下之言而偏私，那么，全国上下执法人员也都随意加减罪行，老百姓便不知如何是好了。诚望陛下明鉴！”文帝听后消了怒气，沉思后说：“你的判决是对得。”

又有一次，有贼偷盗了高祖刘邦陵庙里的玉环，被抓住了。文帝令交廷尉治罪。根据汉律，盗宗庙服御物者，应当斩首后抛尸市井。张释之据此奏请行刑。文带听后大怒，指着张释之说：“那贼人丧尽天良，竟斗胆偷盗先帝陵庙内的器物。”弃市判罚太轻，应当诛灭九族。张释之立即摘下官帽，跪下请罪，说：“法律是这样制定的，也只能这样判刑，况且已经是死罪了。现在盗宗庙就用诛灭九族之极刑，恕臣直言，万一有愚民盗取高祖陵墓的一抔土，那时陛下将何以加罪呢？”文帝无言以对，只好同意了廷尉的裁决。张释之执法公允，受到世人的尊重。《史记》、《汉书》均给予了很好的评价。《汉书》说“释之典刑，国宪以平。”

事实上，汉武帝本人也是一位执法公平的典范。汉武帝的胞妹隆虑公主临死之前，以金千斤、钱千万为自己的独生子昭平君预先赎免死罪，按惯例，可以钱赎罪，武帝答应了她的请求。后来，昭平君因酒醉而杀死了主傅，犯下了死罪。廷尉不知如何处置，请示武帝，武帝说“我要是赦免了他的死罪，就破坏了国家的法律，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列祖列宗和全国人民了。”尽管武帝心如刀割，泪流满面，但仍然赏不避仇雠，罚不择骨肉，将自己的外甥也是自己女儿夷安公主的丈夫昭平君交由廷尉，严正典型。

七、直言切谏

唐魏徵以敢于直言切谏，而名扬后世。殊不知，秦皇汉武时代，直言切谏者屡见不鲜。且不论李斯上《谏逐客书》是何等胆识，“疲秦之计”败露后水工郑国仍恳求继续修建郑国渠是何等的赤诚，单就汲黯一人的作为，就足以与魏徵比肩。

史籍记载，武帝衣冠不正，不敢见汲黯。一日，武帝召集文士儒生，讨论达到唐虞之治的办法，汲黯当面顶撞他说：“陛下心中多私欲，而表面上却假装仁义，怎么可能臻于唐虞之治呢？”一句话剥下了武帝的假面具，武帝大怒，变色罢朝。事后武帝对左右恨恨地道：“汲黯这个戆头戆脑的大傻瓜，太过分了！”群臣纷纷责备汲黯对圣上不恭之罪，汲黯答道：“朝廷设置公卿辅弼圣上，难道是叫我们阿谀奉承陷圣上于不义吗？为臣如爱惜身家，便会贻误朝廷了！”

匈奴浑邪王叛主率几万人来降，武帝将其安置于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号称“五属国”。当匈奴浑邪王进京见驾时，武帝命长安令发车二千辆前往迎接，但苦乏马匹，马匹一时不能凑齐，武帝要怒斩长安令，汲黯当面谏诤说：“浑邪叛主来归，已由沿途县次传驿相送，也已尽情了，何必使天下骚动，疲敝中国，服事夷人呢？”武帝听后，只好收回成命，赦免长安令。

武帝内心其实也很赞赏汲黯的正直，但由于他过于戆直，说话不知婉转，往往又使武帝在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对他的历次的冒颜直谏，在接受程度上每每多打折扣，事后细思，仍不得不在内心深处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骨鲠之臣！武帝曾称赞汲黯说：“古有社稷之臣，汲黯近之矣！”

汲黯的鲠直风骨，不仅在当时受到人们的敬重，而且永远成为后人的楷模。事实上，直言的不仅是汲黯一人，周昌当面称刘邦为“桀纣之主”，冯唐当面说文帝“纵使有廉颇、李牧这样的人才，也不会重用”。诸如此类，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