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锋：秦汉时期的民族精神述略

张小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宣传部 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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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深厚的精神支撑。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政权都有维系其存在的精神力量。而中国历史上的秦汉时期的民族精神尤其值得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这句话不仅仅适用于当下，也适用于既往的任何历史时期，特别是能恰切地概括秦汉时代的民族精神和时代主题。

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中曾有过这样美妙的诗句：“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寻着梁启超先生开启的思路，我们可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比作是一个人，如果这样，秦汉时期无疑就是少年时期，呈现出“红日初升，其道大光”的景观，投射“河出伏流，一泻汪洋”的气势，充满了勃勃生气，前途无量，这一时期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可归结为八个方面。

一、积极进取

秦汉时期的人们都有一股积极的进取精神。无论是秦帝国的开创者秦始皇，还是汉代的历代君主，如汉高祖、汉文帝、景帝、武帝、宣帝、光武帝、明帝等人，都体现出夙兴夜寐、勤政爱民、忧劳天下的情怀和精神。如秦始皇的积极进取精神，不仅反映在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上，而且在统一后的所作所上。秦始皇的勤勉刻苦、励精图治，在历代君主中，“确是罕见”，史书记载，秦始皇规定，每日批阅公文奏牍必须达到120斤，否则不肯休息。著名秦汉时专家王子今先生曾在《博览群书》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秦始皇的阅读速度》，他详加考证后得出，秦始皇每天必须处理的“书”（也就是公文）竟然超过30万字，达到31.79万字，他每天阅读量真是惊人。秦始皇建立了前无古人的功业，但他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洋洋自得，抑或沉湎于酒色中不理朝政，相反，他依然夙兴夜寐，勤于政务，大小国事，事必躬亲。

汉高祖刘邦兴兵起义时，已经不算年轻，其根基也十分薄弱，在同项羽争雄时，屡败屡战，甚至连妻子、儿女、父亲都被项羽捉了去，可以说历经磨难，但他从不放弃，最终战胜项羽，开创了大汉基业。汉武帝的进取精神比起秦始皇、汉高祖来，毫不逊色。

受人雇佣而耕作的陈胜，虽然出身贫贱，但却怀有鸿鹄之志，于公元前209年在大泽乡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为号召，发动九百壮丁，揭竿而起，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秦末农民大起来。

泗水亭长刘邦曾在咸阳见到秦始皇车驾出行，仪仗威严，深觉艳羡不已，便大发感慨地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其意思就是说，“嗟呼！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有这种威风的样子！”

据史籍记载，秦始皇出巡到会稽、浙江时，“万人除道，百官扈从，千人拥挽”，威风不可一世，然而挤在人堆中观看煊赫的巡游队列的少年项籍（即项羽），却爆发出一句“彼可取而代之”的壮语。

陈胜、刘邦、项羽三位尽管出身和地位不同，但他们欲作一番大事业，不甘苟且的精神追求却是一样的。实际上，这是秦汉时代人们的普遍性格。

也许你并不熟悉主父偃，更不谈不上喜欢他，但你一定会喜欢这句话：“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亨耳。”这就是西汉武帝时期著名政治人物主父偃的人生格言。主父偃，生年不详，西汉临淄人，青年时期学习纵横家学说，游说诸侯，成年后又学习《易》、《春秋》、 百家学说，都很有成就。他绝顶聪明，虽家境贫困，但不干平庸，四处游说，寻找着人生的机遇。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西行入关，自荐于朝廷显赫人物大将军卫青门下，受到卫青的赏识，卫青多次向武帝举荐无果后，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他又直接上书武帝，毛遂自荐，展露才华，受到武帝激赏。“岁中四迁”，一年之中四次升迁，官至中大夫之职。虽然他辉煌的政治生命仅有一年多的时间，但他的政治谋略、政治主张却对西汉王朝乃至整个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他提出的“推恩令”主张，成为武帝彻底解决西汉诸侯王势力坐大的政治隐患最为有力的理论武器。

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18岁的济南人终军被选为博士弟子，并由地方官推荐到京城长安受业。途经函谷关时，守关官吏递给他出入关门的凭证“繻”，并嘱咐他妥善保存，返回此关时，仍要交验。没有“繻”，就回不了家乡。终军听后，哈哈大笑说：“大丈夫志在四方。我既入关，不干出一番事业，决不回来。”说罢将繻丢在一旁，扬长而去。

正是这种不甘埋没、不甘平庸的精神，推动着他们在各个方面，施展自己的才华，建立不同的业绩、名垂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