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党和人民事业学哲学用哲学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全党同志一定要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自觉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党员干部学好哲学，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这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所必需。在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再谈谈陈云同志和学哲学用哲学，既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也会对领导干部有所启发。

陈云同志既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又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从1931年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1934年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到1992年从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他经历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长期处在党中央的最高决策层。有这样经历的，大概只有邓小平同志和他。

陈云同志的业绩是多方面的，突出的贡献主要有：第一，他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曾经称赞他所主持的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工作：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接着，他又成功主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和执行，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同志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指的就是他。改革开放时期，陈云同志又以战略性的远见，提出许多关键性的决策，如1979年提出“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调整过来”。邓小平同志对这件事评价很高，并且在几年后说：如果没有这次调整，就没有今天的形势。第二，在党的建设方面，他曾担任7年中央组织部部长、9年中纪委书记，在党内立下很多重要规矩。实行改革开放后，他最早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主张“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这些名言，对党的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为什么在同样或相似的环境中，各人的成就和贡献有大有小甚至有成有败？为什么陈云同志能够创造这么多常人难以企及的光辉业绩？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他极端重视学哲学，要求人们把学哲学放在生活和工作中异常突出的地位。他的女儿回忆道：“爸爸在江西工厂‘蹲点’的时候跟我讲：毛主席之所以能够领导我们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也是毛主席非常高明的地方，就是他用哲学思想培养了一代人。”“每当他讲到毛主席在延安要他学哲学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两眼放光，非常激动。”

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滋养

陈云同志重视学哲学，从来不是把它当成书斋中那种脱离实际的空谈，而是出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力求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作为引导行动的指针。

他多次强调：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学习理论，“首先要学习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他认为这不只是个人的问题：“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于我们党的身上，我们有这样的责任，不能搞坏，搞坏了不是一个人、几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得失。”

陈云同志谈学哲学重要性谈得最多的有两个时期，一个是延安时期特别是延安整风中，另一个是改革开放时期，都是中国共产党面对重大历史性变化的时期。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并且在变化中跨出重大的新步子，首先需要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处在这种时期，更需要把学哲学的问题提到异常突出的地位。

延安整风的基本问题是整顿三风，其中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也就是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来总结党以往犯“左”倾错误的根源。陈云同志几年后在《怎样才能少犯错误》的报告中讲道：“我们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呢？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后来，我把毛主席从井冈山到延安写的东西都找来看，研究他处理问题的方法。同时再次考虑，错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得出一条结论，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的偏差。凡是错误的结果都是由行动的错误造成的，而行动的错误是从认识的错误来的。认识支配行动，行动是认识的结果。”他后来和邓小平同志说过这段经历，邓小平同志十分赞同，说：“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就是从根本上而不是从枝节上解决问题。”

陈云同志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在组织部内组织了一个包括副部长李富春在内的6个人的学习小组学习哲学。这个学习小组每星期一上午开会，雷打不动，一直坚持下来。小组成员中陈云同志的工作是最忙的，但他从来没有欠读一章一段。以后他多次说：在延安那一段学习，得益很大。他的夫人于若木说：他读起书来，如饥似渴，有时甚至到了拼命的程度。毛泽东同志也称赞道：“陈云同志有‘挤’的经验。他有法子‘挤’出时间来看书，来开会。”

改革开放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大量出现的陌生问题，更要求主观认识能符合迅速变化的客观实际，这是很不容易的。陈云同志和许多老同志又正要退下来，对缺乏足够经验的年轻领导干部抱着很殷切的期望。于是，他再次着重强调学哲学的极端重要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统一全党的思想。陈云同志向邓小平同志“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两天后，邓小平同志向《决议》起草组谈了陈云同志的意见，并且说：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陈云同志也对起草组负责人说：“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

1987年，陈云同志已准备从第一线退下来。这是新老交替的时刻。陈云同志对新的中央负责人叮嘱什么呢？他说：“过不了多少年，党和国家的全部领导重担都要落在你们一代身上。”“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希望能够组织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的同志都来学习哲学，并把这个学习看成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这是一位年过80的卓越的老一辈领导人总结毕生经验，对后来者的期待和嘱咐。其中，他突出学习哲学、把思想方法搞对头，称之为“最要紧的”，这确实很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