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2）

李陵兵败之处离边塞只有一百多里，边塞已得到了相关的消息。武帝派人召来李陵的母亲和妻子，让人给她们相了一面，相面的人说从她们的表情上看不出李陵死亡的征兆。后来听说李陵投降了，武帝非常震怒，他责问陈步乐，陈步乐自杀了，武帝身边的大臣都指责李陵。只有正直的司马迁为李陵说了句公道话，说李陵投降情有可原，他的投降不是真降，结果惹恼了武帝。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是为李陵开脱，贬损贰师将军李广利。于是，司马迁便以“诬罔主上”的罪名，被判处死罪。根据汉代法律规定，犯死罪的人可以交五十万钱赎死，或以腐刑免死。司马迁家境并不宽裕，无法筹集出五十万钱。因而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不是死就得受腐刑。

在生与死的抉择中，司马迁思绪万千，终于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认为自己如果现在死去，如同九牛失去一毛，跟死去一只蝼蛄、蚂蚁没有什么不同。他不想马上死去，但却不是为了苟活，只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不写完《史记》，他是不应该一死了事的。当他想起历史上那些成大事者都经历了各种磨难时，更加坚定了他活下去的勇气。于是，他毅然选择了腐刑。

受刑后，司马迁于太始元年（公元前96）担任中书令一职。中书令是皇帝身边的官员，被一些人视为“尊崇任职”。他在《报任安书》中倾诉了他的难言之苦。他说中书令不过是个“扫除之隶”、“闺阁之臣”。还说：“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司马迁的痛苦、悲愤之情，跃然纸上。然而，个人的悲剧并未把他的崇高事业埋葬。相反，为了完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他把个人生死、荣辱都抛到九霄云外，发奋撰写着《史记》。

太始四年（公元前93），司马迁历时十八年终于完成了他的巨著《太史公书》，即《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纪传体通史巨著。列“正史”之首。它以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种体例，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同时，司马迁将政治、经济、法律、军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科学、宗教等方面的内容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

司马迁对中国史学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历史编纂学方面，而重要的是表现在他的史学思想方面。他认为历史是连续的、发展的、变化的；他在叙述历史时十分强调人的作用；他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他明确地提出了“以史为镜”的思想。他的史学思想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甚至以后的许多封建史学家都无法企及。

司马迁以他的《史记》为我国历史学竖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并被尊称为“中国史学之父”。

《史记》不仅有巨大的史学价值，而且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史记》的文学价值最突出的表现在人物传记上。作者笔下的历史人物使人读起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有栩栩如生之感。同时，作者以敏锐的洞察力，把握住了人物性格的本质特征，这是《史记》在刻画人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毫无疑问，《史记》既是史学著作，又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历史与文学的高度统一。《史记》写作技巧之高妙，令人叹服。具体表现在：第一，用所谓的“互见法”，即在本人传记中没法写的内容，便放在其他传记写。如在《项羽本纪》集中一切有关重要事件，突出了项羽叱咤风云、气盖一世的英雄形象，为了不损害他的英雄性格，便把他的政治、军事上的错误放在了《淮阴侯列传》中写。第二，运用细节描写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如张汤幼时曾掘洞捕鼠并审讯老鼠的做法，俨然一个老练的狱吏。这样描写人物，使人物不但富有个性，而且具有典型性。像这样的描写，《史记》中不胜枚举。第三，善于通过紧张而激烈的斗争场面，把所写人物推到矛盾冲突的中心，使其形象、性格得到最充分的表现。《项羽本纪》里的“鸿门宴”最为著名。在那里，刘邦的怯懦而机智，项羽的坦率而寡谋，张良的冷静而善于应变，樊哙的忠勇而果敢，项伯的重义而轻信，范增的老辣而急躁，无不活龙活现，形神毕肖。第四，在语言运用上也显示了极大的艺术创造力。司马迁的文章是严格的散文体，和贾谊、晁错等人的文章那样整齐、骈偶化的句式不同，他有意地避免偶句，而专心炼散句，使有些语言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同时，他能够把古语、谚语、民谣融合到自己的散文中去，形成整洁、精炼、通畅、流利的语言风格。 

刘熙载《艺概·文概》说：“太史公文，兼括六艺百家之旨。第论其恻怛之情，抑扬之致，则得于《诗三百篇》及《离骚》居多。”“文如云龙雾豹，出没隐见，变化无方；此《庄》、《骚》、太史所同。”班固说《史记》“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郑樵说“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 鲁迅称颂《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在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史上，《史记》不仅集先秦之大成，而且为后代之楷模。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在散文创作中莫不奉《史记》为圭臬。韩愈的许多传世名作，都曾得力于《史记》，所以刘熙载说，“太史公文，韩（愈）得其雄，欧（阳修）得其逸，雄者善用直捷，故发端便见出奇；逸者善用纡徐，故引绪乃觇入妙。”不仅如此，就是我国魏晋以来的文言小说，特别是从唐传奇到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乃至宋元以后的白话小说、戏剧，无论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巧设、细节的描写的传神、艺术语言的提炼，甚至内容题材的移植等方面，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史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