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且岸：正确认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2）

（二）理论与实际的会通，要善于发现问题

也就是说，在群众路线理论发展过程当中，刘少奇同志能够根据我们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来丰富自己的理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怎么样才能够把我们的理论和实际真正会通结合起来呢？我想关键的一个途径就是要发现问题，将问题成为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个重要的连接点。我们今天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和实际的会通，中间的环节就是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发现问题，这是很重要的。

刚才我们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当中，存在着一种乱联系实际的现象，这种乱联系实际的现象，在我看来，一个是你不了解实际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你不了解理论是什么。为什么会乱联系实际？因为你既不了解实际是什么，也不了解理论是什么。这使我想到当年孙中山先生谈到的一个问题。孙中山在反思辛亥革命过程当中，提出，我们有没有正确的理论？有没有正确的思想？这个反思通过他的一部著作表现出来，就是《建国方略》。《建国方略》有一段话，孙中山说，辛亥革命以后多年的事实、现实与我的初衷是相悖，本来我们是可以从此继进的，但是我们的很多主张在实践的过程当中都难于有效实行。

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孙中山讲了一段话，我认为这段话非常重要，“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孙中山认为的这个思想错误是什么呢？这个思想错误就叫做“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按孙中山的说法就叫做“知易行难”。这段话是把中国文化当中的在认识论上的知行观问题提出来了，这个知行观的问题和我们讲的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是有直接关系的。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孙中山在认识论上的独特看法，都认为用难易来识别知行关系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在我看来，孙中山的这样一个认识论的主张，确实是有特别积极的思想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孙中山在讲到“知”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这个“知”不是一般的知，这个“知”包含有科学、理论、逻辑推理，对我们的实践是有指导作用的，我们的理论是否正确，它是有它的科学性和推理性。但是大家想一想，其实我们今天在讲到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思维上更看重的是实际，而不是理论。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理论联系实际首先要有理论，孙中山所强调的问题，也恰恰就在这点，理论联系实际，首先你的理论是什么？而科学和技术，科学则是基础。

在《建国方略》中，孙中山用很实际的例子来指出，我们在科学理论和逻辑思维方面所存在的缺陷。他说，以饮食为证，中国有闻名于世的饮食文化，但却缺少具有科学意义的医学和营养学；以金钱为证，中国货币的产生很早，但却没有能够形成科学意义的经济学和金融学；以作文为证，中国虽文字历史悠久，但我们更需要文法和逻辑学。所以他是从这样的一些最实际的、生活的范例入手，去揭示我们在理论上的缺陷。所以，我们无须讳言，科学、理论、逻辑思维以及逻辑推理正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缺少积累的东西。我们的知和行本身长期是脱节的，这个关键的缺失确实被孙中山抓住，这正是他的伟大过人之处。他也特别指出这个问题，对我们今天认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这样一个例子，我觉得是有启发意义的。孙中山本人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把他的《建国方略》的顺序做了一个重大的调整，首先要解决的是思想学说理论的问题，所以要完善他的孙文学说，首先要进行的是心理的建设。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社会的物质改造、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所以他把思想、理论、科学的探索，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提出来，把逻辑理性的问题首先提出来了，我觉得这对我们今天理解理论联系实际是有启发的。我们真是反思一下我们在讲理论联系实际的时候，我们没有把理论和实际会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缺乏对理论本身的认知。当然实际究竟是什么？我们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是很清楚。

（三）理论和什么样的实际相结合

将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值得重视，就是理论要和什么样的实际更紧密地结合。在这一点上，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都非常重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理论和历史实际的结合的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在讲理论的发展过程当中，不能忽视历史的作用，一定要和历史实际结合起来。我们通常讲，马克思主义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逻辑的和历史的要一致起来，这可以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方法论。

怎么去认识理论的实际和历史的实际呢？我再举一个毛泽东同志的例子。大家知道，从1938年到1942年，毛泽东同志专门系统地分析和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化的问题，他特别强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的认真研究当中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他认为这才叫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所以，他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化的时候说，“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号召“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我们不能离开中国的历史实际来发展我们的理论。这是我们强调在会通当中要联系历史的实际。

还有一点特别要强调的就是，要使我们的理论和实践能够会通起来，还必须走群众路线。这个问题刘少奇同志强调得非常好。刘少奇同志和毛泽东同志一样重视对历史的研究，他专门有一篇文章谈党的建设的问题，是《中国历史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在这篇文章当中，他把群众路线的这样一个具体的实践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他认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加以分析综合，形成正确的方针政策，然后再放到群众中去实行，这样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这样的基础上，把理论准备好，是要经过长期斗争、艰苦创造的。在联系群众的过程当中，形成的不仅仅是工作的方法，还是一个思想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想到的和我们思考的东西，和群众所思考所想到的东西是不是能够一致起来，这也是检验我们能不能使理论和实际会通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和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