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且岸：正确认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

侯且岸 北京行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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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而且在我们党内来看，理论联系实际被上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被作为党的一个重要的作风来提出的。那么，在今天我们怎么看待理论和实际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做一些深入的分析的。

我们现在通常讲要将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大家想一想，现在我们真正能够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吗？前不久，我看到北京档案馆编辑的一套档案材料，话题是关于建国以后高等学校如何开展政治理论教育。大家知道，当时在建国以后，《毛泽东选集》正式出版，到1953年前三卷已经出完了。配合《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发行，这个可以说是当时我们在思想理论方面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在这个档案材料里面有这样一个记载，我们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有一个大家反映的比较集中的问题，就是乱联系实际。乱联系实际也就是说理论和实际是脱节的。这个问题其实也确实引起了我的一个思考，所以我沿着这样一个思路，今天给大家主要讲两个问题：一是理论与实际的会通，另一个问题我想讲一讲理论的传承与创新，我们下面先讲第一个问题。

一、理论与实际的会通

为什么要讲理论与实际的会通呢？正像我刚才提到，我们的理论和实际没有真正地结合起来。所以我想用这样一个“会通”来表达，使两者能够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知识的会通和通达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特别强调的，大家知道，中国古典文学的《礼记》当中有《礼记·学记》，在《学记》当中谈到了“学”和“成”的关系，我们通常讲“学有所成”。但是，《学记》里面讲的“学有所成”，它把“成”分成了大成和小成，学的大成是什么？学有大成，乃知类通达，就是要把所有的知识融会贯通，这才真正达到学的最高境界。所以，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我想到理论和实际的关系，能不能也达到这样一个境界，使理论和实际真能达到一种会通。

说到理论和实际的会通，大家一定会想到我们怎么样来理解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从我们党的历史上来看，其实早在我们党的建立初期，理论和实际结合的这个问题就已经提出来，而这个问题的提出，是通过一种什么形式表现出来的呢？这个问题的提出始于当年李大钊和胡适的一次争论，我们历史上通常把它称之为“问题与主义”的论争。这个“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当时主要是涉及到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在跟胡适的争论当中，李大钊谈到了我们怎么样看待主义和实际的关系问题。李大钊当年有一段话，他在讨论当中就说“不论搞些什么主义，但是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向努力去做，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而且，在他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又特别强调说，“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际。”我想这段话可能也是最早的一段关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的表述。

这个表述当中，我们特别要提到的是李大钊强调的实际就是一种客观的实在。我觉得我们在理解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当中一定要牢牢把握——实际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我们今天在理解实际的过程中，除了把它理解为一种客观的实际，还有一个方面也应该注意，是什么呢？就是实际在中国文化当中的意义。实际这样一个词，按照中国文化对文字的理解，关键在于理解“际”字本身，在我们中国的古文字传统当中，按照《说文解字》的说法，“际”，壁会也。墙壁的壁，会就是聚合，墙壁之间的聚合，其实说明的是一种联系。所以我们今天在讲理论联系实际的时候，很重要的一条，除了理解它是一种实际的存在，还应该理解是实际存在的各种丰富的联系，这样我们可能才把对实际的理解触到实处。

(一)理论联系实际，首先要对理论有深刻理解

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在联系实际当中，我们对理论也要有深刻的理解。我这里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如何理解群众路线这样一个主题。我们刚刚进行了全党范围内的群众路线教育，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是应该深化对群众路线这样一种理论的认识，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一个政治理论，要提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

那么，群众路线的理论，它怎么样去发展，它怎么样与实际进行结合。这里我举一个当年刘少奇同志的例子，刘少奇同志特别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在阐述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性的过程当中，他特别提到了一点，“中国共产党有一极大的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刘少奇同志在1941年7月给当时在华中局党校工作的宋亮（即孙冶芳）同志写的一封信当中提出，干部要学习理论，理论要联系实际。以后刘少奇同志身体力行，想努力转变我们党的理论准备不够的弱点。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同志做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也就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论党》，针对党所存在的问题，他专门评析了党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阐明了群众路线的本质，表现出特有的实践理性，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强调，我们必须明白人民群众不是划一的，各种工作是复杂的。因此，我们要领导群众前进，但是不要“命令主义”，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但是不要“尾巴主义”。我们要从群众原有的水准出发，去提高群众的觉悟，率领群众前进，我们要在自己的工作中，把最高的原则性和与群众最大限度的联系相配合，这就是我们的群众路线。

在群众路线理论的形成过程当中，我们今天看起来刘少奇同志的思想是有变化的。在1962年1月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做了报告，他在阐述实事求是作风的时候，又一次分析了群众路线。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我们不能把群众运动视为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反对形式主义的群众运动，这种所谓的群众运动往往并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而是在强迫命令的情况下进行的，表面上似乎轰轰烈烈，实际上空空洞洞，它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的威信，我们既不要把人民群众的觉悟估计过高，也不要估计过低。他举例说，在农村人民公社化的过程中，有过一种论调，说农民的觉悟比工人高了，这种论调曾经是刮“共产风”和“命令风”的重要根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