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创新与演进（2）

理解经济异质性与增长非均衡重视结构性调控

与成熟市场经济体相比，发展中经济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异质性强以及增长的非均衡，这就使得结构性问题非常突出。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归纳起来有两个：一个是体制结构，涉及国有与非国有、体制转型与双轨过渡、中央地方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等；另一个是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分配结构、增长动力结构、城乡二元结构、人口年龄结构等等。正是因为存在着一系列的结构问题，并且还处于结构剧变的过程中，这使得结构性调控变得非常有必要：首先，结构剧变意味着宏观调控基础的变化以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变化，这可能会导致总量调控的失效；其次，快速结构变动引起要素回报的变化以及要素的流动，在价格信号不准确、不完善的情况下，易于导致结构性失衡，这使得结构性调控必不可少；再次，结构剧变与结构失衡，使得很多问题并不单纯是一个短期的宏观稳定问题，而是涉及短期宏观调控与中长期发展之间的协调，结构调整对于中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而言尤为关键。

不同的结构问题会形成不同的结构性调控思路。对于体制结构问题，鉴于经济转型还未完成，存在着双轨过渡，与之相应的是形成双轨调控的思想，即行政性调控与市场化调控并用。经济结构问题的存在，使得结构性调控与总量调控并重，有明显行政性干预色彩和结构性调控特点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资本管制、严格的金融监管和平衡财政等政策，均为促进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济进入新常态，体制结构问题会逐步减弱，但经济结构问题却仍会长期存在。因此，结构性调控仍然不可少。事实上，即便发达经济体，也会有很多结构性问题（本轮危机使之全面暴露），也需要结构性改革和相关的结构性政策来应对。所以，坚持结构性调控将是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特征。

“牵手”战略规划与财政货币政策拓宽宏观调控视野

宏观经济政策常常被理解成更多地关注短期波动，这就是为什么被誉为宏观经济学鼻祖的凯恩斯有句名言，长期而言我们都将死去。事实上，以财政与货币政策为最主要组成的西方稳定化政策，也确实以熨平短期波动为主要任务。增长经济学以及新增长理论的出现，宏观经济学及宏观政策才把目光聚焦到中长期问题上。不过，在主流教科书中还没有一个“专管”长期的相应政策出现。

在中国，宏观调控由“三驾马车”组成，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这就不仅有传统上的财政货币政策，而且增加了专管长期的战略规划。这样，就实现了远近结合、短期与中长期衔接，延展了宏观调控的视野。美国学者萨克斯就非常“羡慕”中国的五年规划。他认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国依赖公共投资的“五年规划”，美国没有类似的机构。但如今所有国家都需要五年规划甚至更多；它们需要20年、跨越一代人的战略以构建二十一世纪的技能、基础设施和低碳经济。

具体来说，要加强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宏观引导、统筹协调功能，充分发挥国家发展规划对政府公共预算安排、金融资本运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合理配置等政策措施的综合协调作用。规划主要是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重要的着力点，很多规划、投资项目是与预算安排直接挂钩的。因此，制定规划的时候，应考虑到财政能力以及支出结构。同时，货币政策的松紧也要与规划目标相适应。再有，财政、货币政策也要与发改委的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比如发改委的产业政策直接牵涉到财政政策的预算安排与税收优惠，而发改委的价格改革可能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立场。

新常态阶段要改变过去频繁调控的方式，更多强调以一种改革的思路和方法，寓改革于宏观调控之中，把短期调控政策和长期发展政策有机结合起来，把稳增长与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切实解决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促进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