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期间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应该发生根本性调整（2） − 社会 − 理论大视野 − 文库 − 宣讲家网

面向未来的人口发展战略调整和政策改革的第三个取向是加快实现迁移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和社会融合。当前我国城镇化的比重已经达到54.77%。城镇化过程中伴随着达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流动，但是其中多数是非户籍的人口迁移流动。据统计我国离开所在街道乡镇半年及以上的人户分离人口2.98亿，离开所在区县的人口2.53亿，其中的外出农民工1.68亿。城镇中7.5亿人口中，有约2.7亿人口没有所在地的户籍。这样大规模的乡城迁移推动了中国城镇化和城乡发展。构成了城市工业部门吸纳传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过程。但是在未来5年中，如果不考虑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进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上很快就会吸纳干净。因此如何使非农化的人口实现市民化和社会融合，是城镇化发展的新的任务，这个任务也就是要不仅实现“人口的城镇化”，而是要使人口融入城市，实现人的城镇化。市民化和社会融合对于国家发展必要性在于如果不能实现迁移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将会加剧城市内部分裂和扩大城乡分裂，就难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同时市民化和社会融合的不足，也难以在城市部门中形成稳定的中产阶级和经济内需，并不利于城市部门形成稳定的产业工业而推动产业进步。因此虽然生育和家庭问题仍然重要，但是生育问题已经越来越不成为中国人口发展的主轴，人口迁移流动和城镇化战略将塑造未来中国的国土分布格局、决定城镇化发展和城乡生活的基本面貌。新人口发展战略也将更加需要重视适应人口迁移流动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适应人口大量集聚对高密度城市区域提供平等性、整合性社会服务、提高城市运行的效率，适应人口迁移流动完善城市体系和重视满足人口的民生福利需求。这样的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通过实施社会整合和社会包容为基础的移民政策，将会成为未来新人口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柱。

面向未来的人口发展战略调整和政策改革的第四个取向，是国家发展要适应老龄化过程，逐步通过制度建设和社会体制建设，将老龄社会构造成为新的经济和社会形态。不论采取什么政策，老龄化的基本发展趋势是不能阻挡的，老龄化构成人口结构变动的常态，未来我国也将进入老龄化加速增长的时期。因此整个社会的就业制度，退休制度和社会保险体制、年金体系的发展、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等等，都需要实现快速地调整和建设，来适应快速的老龄化过程。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目前仍然面临很大的压力，但是总能够通过公共政策的相互利益协调，创造出条件推动相关制度的改革；例如就业制度的改革，需要完善更加适应老年人口就业的灵活就业制度，等等。老龄社会公共政策构建的目的，不主要是为了缓解老龄化本身，或者将老年人口作为被照顾的对象提供更加完善的保障和服务，更在于老年人口本身作为积极的参与者，和年轻人口一起共同构成未来老龄社会的组成部分。未来的人口发展战略不是如何服务照料老年人口，而是社会经济体系如何能够有效包容老年人口，以及将人口老龄化的人口过程构造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服务经济的新动力。例如与老龄相关的健康产业的巨大潜力，将成为制造业作用相对减弱以后城市和国家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分年龄组死亡率的下降总是会不断加深老龄化，在这个意义上老龄化意味着健康促进和社会的进步。人口的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逐步延长，也使得在老龄化背景中有可能和有必要继续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作用，推动生产性老龄化的发展。使老年人口能够继续经济参与和社会参与，特别是老年人口参与家庭社区服务、参与社会事务和社会贡献，不仅是对老年人口社会生活方式的重新构造，也是整个社会的经济财富和社会财富的持续积累和释放的作用。中国将在2020年左右人口总量上被印度超过成为世界人口第二的国家，但中国将长期作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老龄化是国家发展所面临的巨大挑战，需要从国家战略、尘世战略和社区层面积极和充分地加以应对，完善相关的养老服务和老龄社会发展体系。

面向未来的人口发展战略调整和政策改革的第五个取向是强化家庭的发展能力。人口转变完成、长期的低生育率、人口迁移流动的加剧，以及相关联的婚姻模式的变化、城市生活方式的扩散，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家庭规模减小、家庭的功能弱化、家庭支撑家庭再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能力都显著下降。例如未来的家庭将面临严峻的养老的压力，以及家庭给生活和工作发展正面临日益尖锐的紧张关系。家庭能力的弱化削弱了社会稳定的能力，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问题的日益凸显将表现为社会问题。同时家庭能力的弱化也削弱了经济持续繁荣的基础。因此未来的人口发展战略需要从重视生育率下降，逐步过渡到提供对家庭的支持服务，重视增强对家庭的发展能力。当前的人口政策有着若干对失独家庭、贫困家庭的特殊性政策，但是还缺乏完整系统的家庭政策的设计。家庭政策的发展需要在我们的收入税收体系中不是以个人来考虑，更要考虑家庭福利和利益的均等化，在补贴政策，税收政策等方面以家庭为单位来提高人口的福利。家庭政策的强化，通过家庭政策提供家庭生活事务的支持，引导家庭生活模式的变化，结合家庭生命周期提供系统的保健、生育、幼托和养老服务等，将成为人口政策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也能够使得人口政策真正回归于家庭计划，提高家庭福利，通过提高家庭实现家庭生活和工作的平衡。

中国正在经历着人口发展格局的大转折，也需要人口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体系的根本调整，从宏观和围观的人口政策需要适应性的改变。人口发展战略调整和政策改革需要从促进和推动人口转变和汲取人口红利的阶段，到更加强调人口和家庭服务，强调在人口结构转变中中塑造新的人力资本优势，以及适应人口变化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运行形态。这样的人口发展格局的大转折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生活模式的大转折，在这个意义上不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还要求人口政策的变化，而是需要根据人口格局的客观变动要求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生活模式的转型。人口变动和国家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生活模式的转型需要实现实现内在契合。实现这样的内在契合才能重新构筑国家发展的优势，支撑经济社会实现新的发展，使国家发展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