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党的群团组织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2）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党的群团组织提出了新要求

之所以建国之后，我们要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与单位社会体制，除了意识形态因素之外，很重要原因就是为了给现代化建设提供组织化基础，因此，在当时整个社会被高度组织化，呈现出“一元一体”状态，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逻辑成为整个社会运行逻辑。在这背景下，社会多元性与多样性消失了，因此，群团组织作为差异性联系与针对性反映的功能也就严重退化或甚至消失。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多样性出现，社会多元化也开始生成，这就意味着群团组织功能恢复有了外在环境需求。然而，这种多样化与多元化在市场经济建立之前只是有所呈现，但尚未深化。为此，为了适应改革开放所带了的社会初步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在1989年下发了关于加强工青妇的文件。之后25年，作为现代国家要素的现代市场、现代国家、现代政党与现代社会基本生成，同时，全球化和网络化的冲击也同时到来。这就意味着，不仅社会多元性和多元化已经深化，而且国家与政党发生了新的发展。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对于党的群团组织来说，不仅要求其必须全面恢复应有的功能，而且还必须根据新的形势和新的条件，推动组织形态创新，使这些功能得到充分开发和落实，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要寻求新的功能。为此，2014年，中共中央下发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所涉及的群团组织， 也从工青妇三家拓展到了全部党的群团组织，并在2015年7月召开了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次党的群团工作会议。

四、推动党的群团组织发展与重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组织化基础

由于党的群团组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的组织化基础，因此，如何开发党的群团组织功能，推进其组织形态创新与发展，就必须将其放在整个政治结构空间内，即国家治理体系中来把握。具体来说，就是围绕着群团组织与中国共产党、群团组织与政协、群团组织与国家机构与制度（立法、行政与司法）、群团组织与市场、群团组织与社会（包括媒体与各类社会组织等）而展开，全面深化改革与这些要素之间的制度机制、组织机制与价值机制，并充分考虑全球化因素以及互联网因素，在此基础上，对群团组织的自身运行机制与组织形态进行全面创新，从而使群团组织能够有效实现做到有效联系其所联系的群体，反映其所联系的群体的权益，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党夯实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