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看“中国道路”取得成就的主要原因 （3）

三、渐进自主，不盲从西方的改革战略，形成了独特的发展道路

1. “中国模式”的实质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实现社会现代化所做出的一系列自主选择的集中体现。国外有学者认为，对于“中国模式”最精辟的概括就是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中国的改革战略而言，它是渐进变化的，中国领导人不赞成激进的政治民主化，只支持渐进的政治试验和温和改革，这使中国保持了政治稳定，并且使投资者稳定了信心。这一改革战略的要点在于：其一，在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方面，中国找到了平衡点，即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其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方针非常务实，即集中精力满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贫困，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三，不断地试验、总结和汲取经验教训，不断进行大胆而又谨慎的制度创新；其四，确立了先易后难的优先顺序，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

2. 不盲从西方，坚持独立自主是中国成功的前提。萨米尔·阿明笃信，中国的成功完全是由于自主计划，在此意义上，中国是唯一名副其实的新兴国家，其他的所谓新兴国家中，没有一个能够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因为他们的所有经济部门都完全服从资本主义基本原则。

有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像苏联那样盲目听从西方的建议，而是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即不实行全盘私有化，而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虽然也引入了市场经济制度，但政府调节和干预的程度比西方国家要强大得多；中国没有推行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中国虽然允许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美国《新闻周刊》认为，正是由于打破西方经济发展模式，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才会取得成功。中国的新发展方针“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惯常打破经济教科书每一个原则的国家”。“这恐怕是少有的摆脱了从西方固定理论出发的惯性甚至包含了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加以否定的先例。”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利奥·刘指出，中国迈向市场的道路是渐进式的，可以用两个词来描述：“摸着石头过河”、“帕累托式改进”。前一个词指的是中国共产党重视试验，后一个词指的是中国共产党规定的政策尽可能使中国的情况不因为经济改革而恶化。这一政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防止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出现以及避免社会冲突的真诚愿望。

就“中国模式”的独特性而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混合模式，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西方模式的延伸；既否定了苏联的完全公有化模式，也破除了西方的极端私有化模式。它整合了各个方面的动力机制，因此成为中国高速发展的基础。

萨米尔·阿明认为，中国的道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就已经是独创性的，当今中国官方的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体现了这种独特性。

日本学者大木一训认为，已显现出基本形态的中国“经济制度”是人类至今没有的经验，即惟一的“混合经济”制度。这不仅是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存，而且是以公有制为主导，互相补充、互相竞争，在由代表全体人民的人民政府的“统一计划”（也就是宏观经济管理）下，有目的、有意识地发展而形成的经济制度。最终，建构统一的、开放的、竞争的、有秩序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作为市场经济体系不仅会超越资本主义，而且在本质上可能是更高层次的市场经济。

德国经济学家约希姆·毕绍夫认为，与苏联失败的改革相比，从中国的发展战略中可以看到一些新的因素：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实行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和结合，以计划和市场作为互相补充的宏观控制手段，把市场当作反对影子经济的手段，谨慎地限制中央计划化，由中央对地区发展差距和新的社会分化进行调整。

在国外学者眼中，“中国特色”就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政府不放松对经济宏观调控的前提下，充分借鉴各国经验，灵活运用市场力量，而不是盲从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从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颇有生命力的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