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主批判》：西方学者反思选举民主（2）

《难以抓住的民主》的作者谢尔登·沃林教授也认为：民主是可以拯救的，但在宪政、在政府形式上做花拳绣腿的文章，是徒劳的、靠不住的缘木求鱼。甚至只会适得其反。宪政之所以靠不住，是因为宪法的作用与其说是为了保护民主，不如说是为民主设定界限，其设定的界限一定与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权力群体合拍，并使之正当化。偏重政府形式之所以是缘木求鱼，是因为民主一旦开始专门化、例行化和行政化，我们就会看到领导开始出现；等级制开始形成；各色人等的专家环绕在决策中心；命令、程序和先例取代更自生自发的政治。因此，制度化只不过是民主衰减的标志。在作者看来，民主的关键是千千万万普通公民把民主理念内化于心，相信自己、依靠自己、敢于发挥自己的首创精神。用作者的话说，民主“复兴的可能性取决于一个简单的事实：普通个体有能力在任何时刻创造共同性的新文化模式。个体齐心协力建造低收入住房、工厂工人所有制、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医保服务、更安全的饮用水、污水排放控制以及关系日常生活的上千其他共同关切，这就是在经历一个民主时刻，就是在为发现、关怀和照料共同关注的共同性做贡献”。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1%有、1%治、1%享》的文章对美国选举民主弊端的深刻回应

《建构政治正当性：选举民主还是政府质量》的作者博·罗斯坦认为，探寻政治正当性根源时，仅仅着眼于选举民主是远远不够的，“选举民主对于正当性的建构没有必然的关联”。2011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罗斯坦的专著《政府质量：国际视野中的腐败、社会信任与不平等》。本选文就是书中的一章。在书中，罗斯坦解释说，为什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对“政府质量”（或“良治”、“国家能力”）感兴趣，原因很简单：世界上有一大批国家，那里建立了代议民主，其选举是“自由、公正”的，但对最广大人民的最基本经济社会福祉毫无改善。他的研究所收集的历年跨国数据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些数据导致罗斯坦得出两条结论：一、政府质量与选举民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二、如果排序的话，前者比后者更重要。在这篇文章中，罗斯坦对一个流行的观念提出了挑战：选举民主的确立是建构政治正当性的关键。他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论证：正当性的建构、维系和破坏不是发生在政治体系的输入端，而是在输出端，即政府治理的质量。从这个维度上来看，中国政府的治理质量堪称全球翘楚。

《不平等加剧时代的美国民主》一文是美国政治学会2004年的特别报告。其结论很简单，只有一句令人震撼的话：在实现自己的民主理想方面，美国已裹足不前，在一些领域甚至走了回头路。这个结论依据的是大量文献与数据。随着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对很多美国人而言，宪法允诺的平等权利越来越像镜中花、水中月。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可以充分行使其公民权利，他们的声音很大，政府不得不听；而大多数美国人没有工夫发声、不会发声、发了声也没人听。这种巨大的反差是对民主的无情嘲讽。2008年，本文作者之一、美国科学院院士拉里·巴特尔斯出版了《不平等的民主：新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用更详实的数据证明，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导致政治参与的不平等，政治参与的不平等导致政治代表的不平等，政治代表的不平等导致政治影响的不平等，政治影响的不平等最终导致政策回应度的不平等。书中有几张图看得让人触目惊心：不管是哪一届美国国会，不管是来自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议员们在制定政策时都更倾向回应社会上层、中层，而不是下层。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为什么会在2011年5月发表一篇题为《1%有、1%治、1%享》的文章，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随后出现了“99%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人民已经与“选主”制度共舞200余年了，如今他们不禁要发出疑问：自己真的是国家的主人吗？

（作者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本文根据作者为《选主批判》一书所写的“前言”编辑而成，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