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后尤其是最近一两年,围绕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和对新常态的认知,出现了“去速度、去GDP”、“去投资”、“去工业”、“去出口”甚至“去宏观调控”的声音。实际上,这既是对稳增长、调结构的误导,也是对新常态的误读。存在重复建设、铺张浪费并不等于所有投资都是无效投资,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也不意味着所有产业全面过剩。我国经济发展正在迈向新常态,但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必须“去唯GDP”,但不能简单“去GDP”;必须“去片面的速度”,但不能简单“去速度”;需要“科学进行宏观调控”,但不能简单“去宏观调控”。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伴随世界经济调整和我国经济减速,国内外开始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进行重新认识和反思。一些观点认为我国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极不合理,投资率太高因而新增投资都是无效投资,工业比例太高导致产能过剩严重,出口太多致使对外依赖度太高,主张“去投资”、“去工业”、“去出口”。有人进一步将GDP视为万恶之源,认为新常态就是 “去速度”、“去GDP”。有些人认为“四万亿”是产能过剩的根源乃至万恶之源,以此否定宏观调控。有人甚至认为新常态下继续进行宏观调控就是“对改革的不信任”,新常态就要“去宏观调控”。从理论上搞清楚新常态是否意味着 “去投资”、“去工业”、“去出口”、“去速度、去GDP”以及“去宏观调控”,不仅关系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也直接关乎当前稳增长、调结构等短期目标,需要加以澄清。
新常态是不是不要经济增长速度、“去GDP”?
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减速”的确是新阶段、新常态的一个甚至首个特点。我们的研究表明,90%以上的高增长经济体在高速增长之后普遍出现了减速现象。因为伴随劳动力从农村、农业到城镇或工业领域的转移即劳动力再配置结束和吸引外资等技术引进效应的减弱,一国生产率必然呈现下降趋势,导致潜在增长率进而现实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慢。这一点,我国经济恐怕也不会例外。
进一步来看,即便是客观上的经济减速,也一定不是直线式甚至宿命性的。就长期趋势而言,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减速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但就某些具体阶段而言,由于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的作用,潜在增长率减速并不一定是直线式下降,而很可能是“波浪式”。即在每次比较大的技术创新或体制创新浪潮之后,必然激发出新的增长活力,生产率或潜在产出水平将可能在一定时期呈现一定幅度的上升或回升,从而呈现出“波浪式”下降轨迹。意味着实际增长率下降不一定是 “台阶式”或“断崖式”下跌,一定水平的增长速度也并非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的研究同时表明,由于我国存在传统的城乡和新兴的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内陆“双重二元结构”,理论上经济增长具有“多速非同步”特征,经济增长动力有可能呈现彼伏此起的接力状态,从而使得我国在高增长之后的经济减速趋势,更有可能像英国、美国、韩国的“波浪式”减速,而非日本、德国和我国台湾等经历的“台阶式”减速。
新常态论断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表述,原本是对未来增长客观趋势的预测,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将”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但一些人将客观上的减速理解或解释成为主观上或政策导向上的减速,把“将”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理解或解释成为 “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有些人甚至将GDP视为万恶之源,从而演绎成为“去速度、去GDP”,显然是对新常态的不当理解和过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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