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增长、调结构需要澄清的五大认识问题（3）

我国工业比例是不是严重偏高，需要“去工业”？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一些言论认为我国二产比例明显过高、产能过剩严重，需要以减法形式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化解过剩产能。一些人将“去产能”扩大化为“去工业”，一些人将产业结构调整理解为“去工业”，一些人甚至进一步将发展服务业理解为“去工业”。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确实比较突出，严重过剩行业“去产能”十分必要，但“去产能”的同时是否也要“去工业”，则要看工业比重是否合理。

从工业比重的影响因素来看，世界范围内工业比重与人均GDP、石油出口比例及顺差率等存在较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工业比重与人均GDP存在“先正后负”的倒“U”型或“抛物线”型的复杂关系。我国正处于人均收入1000—10000美元之间，工业比重总体仍处于随人均收入提高而提高过程中。进一步来看，工业比重与顺差率呈正相关关系，在中下等收入、高增长国家以及转轨国家尤其明显。我国顺差率虽然总体不算高，但长期持续存在一定比例的顺差，故工业比重比较高。高增长和转轨国家组的工业比重与投资率呈现正相关关系，我国投资率比较高，工业比重比较高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同时，中下等收入、转轨和高增长国家的工业比重与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我国经济增长率比较高，工业比重比较高同样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从系统性的国际比较来看，当前我国三次产业比例关系基本符合世界各国发展趋势，与东亚发展中国家组和同等收入国家组比较接近。从各国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来看，我国一产比例虽仍略高于理论预期值、二三次产业比例略低于理论预期值，但二产比例严重过高问题并不存在，三产比例长期偏低问题正在改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阶段性目标已基本实现。因此，下一步要将产业结构调整重点从三次产业比例关系调整转变到三次产业内部结构优化上来，构建全球产能过剩背景下的竞争新优势。要加减法并举、乘除法并用，该发展的积极发展、该淘汰的坚决淘汰。在世界经济复苏缓慢、我国产能过剩明显情况下，“去产能”虽然十分必要，但不能将“去产能”简单化、扩大化为“去工业”。

我国经济是否严重对外依赖，新常态是不是要“去出口”？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国外不少言论认为我国严重依赖出口，一些国家甚至将此作为我国的“原罪”，要求我们控制出口、减少外需依赖。国内一些人也不假思索地随声附和，认为我国出口率太高、严重对外依赖，需要“去出口、去顺差”。同样，是否“去出口、去顺差”，也要看我国的出口和顺差率是否严重不合理。

系统的国际比较表明，我国出口率和外贸依存度在大部分时间里低于世界总体和各国平均水平，分别低于东亚太平洋发展中国家组5和15个百分点，属于世界上较低的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一国家。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不属于出口率和外贸依存度偏高的国家，计量分析也得不出我国出口和对外依存度过高以及过度依赖外需的结论。我国虽然持续存在贸易顺差，但即便是全球化高峰期和我国顺差率最高时期，也与阿根廷、德国、捷克、埃及、巴西、波兰和俄罗斯、泰国等相当，明显低于许多中亚转轨国家、拉美国家及东亚国家。

从顺差率的影响或相关因素来看，跨国数据统计分析表明，世界（尤其中下等收入、转轨以及高增长国家组）工业比例与顺差率存在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世界、转轨、高增长和东亚等国家组的青年待业人口与顺差率之间存在较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随着一国工业比例、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等指标的上升，顺差率呈现上升趋势。我国此前青年待业人口比例也比较高且一直以来工业比例比较高，出现一定的顺差率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符合我国现阶段的比较优势。基于各国实际数据建立的模型分析表明，我国实际顺差率与比较优势等决定的理论顺差率基本吻合，与东亚和太平洋发展中国家组顺差水平及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与世界各国相比更接近基本均衡而不是明显失衡。为此，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外需，理直气壮地稳定出口，坚定不移地发挥出口对稳增长的支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