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增长、调结构需要澄清的五大认识问题（2）

现阶段投资是不是都是无效投资，新常态是否要“去投资”，稳增长是不是不能扩大投资？

一个时期以来，我国投资率被认为明显不合理，“四万亿”则被视为无效投资的典型和产能过剩的根源。虽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新常态的表述中明确了投资在稳增长进而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但社会舆论对投资稳增长的质疑依然存在，一些人仍在主张“去投资”。

从投资率来看，我国投资率峰值为45％，的确高于主要国家25％—35％的区间，比一般国家上限水平高10个百分点，并创大国历史记录。有人据此认为我国存在严重的过度投资（超额投资率10％）。我国投资率偏高属实，重复建设、铺张浪费等无效投资也确实存在，但就此认定“超额投资”全为无效投资尚缺乏可靠依据。从影响因素来看，投资率随储蓄率、适龄劳动人口比例、非农就业人口比例及工业比例上升而上升，随城市化率提高而下降。我国投资率较高是我国储蓄率较高、城镇化率偏低、适龄劳动人口比例较高、非农就业人口比例快速上升等发展阶段与经济结构特征的综合反映，具有一定客观必然性。

从国际比较来看，与其他国家所不同的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恰逢第三次全球化高峰，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大量引进外资，必然使得我国投资率高于其他国家。同时，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并非按照其他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的历史水平来复制，而是按照参与国际分工的要求，“超前性”地建设世界一流基础设施，由此导致投资率必然高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或其他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一个时期以来出现的高投资率并非完全是问题，而是以劳动力要素参与全球化生产的必然特征，也是基础设施与国际接轨、参与国际分工的必然结果。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相伴生的“阶段性”投资，与全球化带来的“转移投资”，以及现代化基础设施“先行”投资相叠加，使得我国投资率较高具有一定的特殊合理性。

在否定投资的言论中，有人将 “四万亿”视为过度投资、无效投资的典型甚至产能过剩的根源，并据此反对扩大投资。从“四万亿”实施前后投资增长率实际变化情况来看，“四万亿”明显拉动的只有交通运输和水利环境投资，对电力投资有一定的带动作用，对制造业投资拉动作用相对有限。对房地产投资的作用主要在于止跌促升，熨平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波动，而不是加剧房地产市场过剩，虽然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过快增长。制造业产能过剩或许与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计划存在某些关联，归结于“四万亿”显然缺乏经得住检验的数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