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的大国分歧治理思路

7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基本上实现了世界各大战略力量的平衡。尽管意识形态对抗和军备竞赛为特征的冷战时而引发规模不等的局部冲突，但总体上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了半个世纪的和平。20世纪90年代，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以东西方两大集团中一方的瓦解和另一方的扩张这种不均衡的形式宣告结束。由此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不对等的冷战结局激化了这种世界力量的不平衡在全球扩展。以战胜者自居的西方阵营更加笃信其价值观的全球性胜利，自恃独一无二的强大而乘胜推进、继续压缩对手的战略空间。这也成为二十多年后国际关系中仍然冷战思维当道、零和游戏盛行的重要原因。

全球化进程带来新的失衡

在全球治理观念尚未被普遍接受的背景下，在大国分歧管控机制尚未初步形成的条件下，全球化进程在造成各族群财富分配不平衡的同时，还在酝酿着各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不平等。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体系和大国关系积累的矛盾与冲突的总爆发

全球化语境下的大国分歧治理思路的话，那么以苏东集团解体为标志的冷战的结束，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成新国际体系后再次积累能量的阶段性释放。然而，仅仅过去了才二十多年，新的矛盾已经迅速积累，大国关系急剧变动，意识形态对抗、军事实力竞争、地缘政治博弈，新确立的国际体系的相对稳定周期大大缩短。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不仅是缘于冷战结束后一极世界背景下建成的国际体系公正性和代表性先天不足，也缘于这一时期恰恰也是全球化在世界各地全面、深入发展的阶段。

世界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使得人类占有的以资金、技术、人员为基本元素的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流通、配置，并取得了利益最大化的显著效果。与此同时，世界各经济体、各族群在对传统资源的占有和新兴资源的分配上却出现了严重失衡。由于主导这一自由市场经济最高发展形式的力量是全球范围的效益优选，而不是资源和利益的平衡，故而伴随着经济全球化逐渐渗透到每个地区，这种现象也越来越突出地呈现在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面前。此外，全球化兴起初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和强大经济体凭借其先期占有的资源优势和制度优势，在获得全球化大部分红利的同时，还具有能够将其所遇到的风险轻易地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身上的能力。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里，由美国一种虚拟金融产品引发的次贷危机所掀起的全球金融风暴即是一个典型案例。这同时也是一个严重的警告，即在全球治理观念尚未被普遍接受的背景下，在大国分歧管控机制尚未初步形成的条件下，全球化进程在造成各族群财富分配不平衡的同时，还在酝酿着各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不平等。

经济全球化进程与国际体系的调整往往同步进行，而在全球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与掌握制定国际体系规则的话语权亦相辅相成。财富分配的优势可以被很方便地转化为地缘政治上的优势，战略博弈的手段通常也与经济竞争策略相互交织。冷战结束时，苏东集团的解体给西方社会造成了一种“制度的优势”使其不战而胜的错觉。加之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顺风顺水，“改造非民主地带”被西方政治家们理解为保障世界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前提。然而，分布在不同地区、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保留着不同文化传统的国际政治主体分别有着各自对自身发展模式的理解。西方政治家们与这些国际社会成员的分歧恰恰由此发生。

事实已经证明，差强人意的“改造”、甚至形形色色的“革命”，造成的往往是更严重的动荡、衰退和冲突。很显然，如果没有冷战结束以来在军事战略上的围堵和地缘版图上的挤压，也就不会发生“乌克兰危机”这一严重冲击现有国际秩序的事件；如果没有西方在冷战思维支配下继续分化弱化俄罗斯的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苏联解体前后，美国领导人曾多次承诺北约不向东欧地区、尤其是原苏地区扩张），也不会有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绝地反击。如果主流国际社会成员仍然不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负面效应有所警觉，极端化的民族主义势必会被进一步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