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的大国分歧治理思路（3）

共同威胁面前的分歧治理

如何从全球治理的高度看待当今世界出现的极端主义思潮，如何采取标本兼治的综合性措施防止族群、宗教、文化冲突向更大的范围蔓延，已成为亟待当前国际社会、特别是负责任大国认真思考的问题。

2001年的“9·11”事件可谓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随后，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以反恐的名义开展了十多年的军事打击。然而，在今天，单纯依靠军事打击的国际反恐行动显然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南亚、中东原有的恐怖主义活跃区不仅没有被消除，“阿拉伯之春”后泛起的“萨拉菲全球圣战”运动、异军突起的“伊斯兰国”更是将国际恐怖主义威胁推向了一个新高峰。面对这些威胁，处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中不同地位的国际社会成员，却在世界性极端主义问题的基本立场和基本判断上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影响着他们对极端主义现象的认知，也制约着应对共同威胁的国际合作。冷战后国际政治新秩序构建的公正性因此也受到极大影响，这些都大大弱化了国际社会与极端主义斗争的有效性。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大国博弈的烈度和广度不但没有随着冷战结束后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反而出现了为分化和弱化对手而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制衡与围堵。国际社会个别成员建立在利己主义基础上的实用原则，给世界各国维护地区安全带来了相当大的困惑。只要能够给对手制造一定程度的麻烦或风险，甚至可以毫不掩饰地更改和颠覆向世界各国及国际社会承诺的任何原则。在此情形下，如何从全球治理的高度看待当今世界出现的极端主义思潮，如何采取标本兼治的综合性措施防止族群、宗教、文化冲突向更大的范围蔓延，已成为亟待当前国际社会、特别是负责任大国认真思考的问题。

由于历史传统、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等的不同，不同国家对待当前极端主义问题的态度和立场存在差异本属正常。但关键的问题是，冷战结束至今在国际关系中大国零和游戏还在继续，将自身的安全建立在对手及更多国际社会成员威胁上的片面安全观也仍然盛行。这一现实不仅难以统合国际社会抵制极端主义的立场与措施，甚至一些分歧还会被大国在“后冷战时期”的博弈中所利用。在国际安全的共同危机面前，能否实现有效的分歧管控，构建可以保障国际社会多数成员基本利益的合作体系，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早日进入有序轨道，人类的良知面临考验。

2014年5月，习近平在亚信会议上海峰会上的发言中指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这里涵盖了三层意义：

安全应该是普遍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

安全应该是平等的，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也都有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垄断安全事务，侵害其他国家正当权益；

安全应该是包容的，应该把多样性和差异性转化为促进安全合作的活力和动力，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并照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

综合，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合作，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可持续，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习近平在这里强调的观点虽然是针对亚洲安全特点提出的，但是这一建议亦具有在全球树立新型安全观的倡导意义。随着全球化持续深入发展，世界安全环境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所有成员高度依赖的兴衰与共、安危与共的生存条件。放弃一己私利，理解彼此分歧，尊重利益关切，才有望打造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这是习近平在发言中引用唐代魏征《谏太宗十思疏》的一段策对，它体现了中国古代战略思维和传统价值观中的辩证思想，也是中国对待当前大国分歧存在和实现有效治理的基本态度。

（本文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