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辨（4）

四、三大思潮之过渡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渐次成为社会的主导性思潮，人民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压力反映到思想史上，就是外求救亡图存、内争民主自由的任务需要各个社会思潮采取中国化的方式来响应。正是中国化之后所产生的内在矛盾使得它们必然突破自身，过渡到下一主导性思潮。以戊戌维新派为政治代表的自由主义就是第一个典型。康有为等自由主义改良派思想逻辑的基本线索是由强国而改良，由改良而自由主义。甲午战败，赔巨款、割台湾之后，危机之深重和改良之急切都达到了顶峰。改良的方法，如开议院、选议员等，都带有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改良方式对国内多民族共处的要求，对满族皇权的依赖，都使其对内反对民族主义；但改良派自由主义思潮的目的却是对外的民族主义：“中国地大物博，若水陆并练，则饮马南洋，秣兵欧土而有余，何日本之有哉？”对内反对而对外奉行民族主义，构成了内在矛盾。此外，限制专制权力的目的与改良方式依靠专制权力的手段之间的冲突也使得改良派自由主义陷入深刻的自我矛盾之中。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措施，都有限制专制权力的潜力；但改良方式却恰恰依赖着专制权力：“事虽议于下，而可否之权仍操之自上，庶免泰西君民争权之弊。”改良派自由主义思潮内部包含着的这两方面的深刻矛盾预示了其在实践上的失败：正是满洲贵族依靠专制权力扼杀了百日维新。继之而起的民族主义思潮正是从解决自由主义内部对立出发的。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派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三民主主义的主张。“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反满和反专制的结合，解决了上一思潮的内部矛盾。民族主义位列三主义之首，三民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民族主义。孙中山在解释三者关系时，也是由民族而民权，由民族、民权而民生。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存在着内部矛盾，且正是这一内部矛盾的解决推动着旧三民主义发展到新三民主义。旧三民主义的内部矛盾集中表现在割裂民生与民族、民权的关系，把民生看作是一个并不迫切、比较简单和顺带解决的问题。这种思想史上的困境投射到历史过程中，就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都失败了。孙中山自己就认识到了这一沉痛的失败：“然综十数年已往之成绩而计效程功，不得不自认为失败”。孙中山此时已经意识到了民生与民族、民权之间三者合则成、分则败的整体性。民族民权主张的力量之源在于工农。农民要求耕者有其田，工人要求改善劳资关系，孙中山于是提出了平分地权和节制资本的民生原则。至此，旧三民主义中的矛盾就得到了解决，发展为了新三民主义。

新三民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民族民主主义。民族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相融合的产物，所以新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具有一致性，是不奇怪的。毛泽东强调了这种一致性，指出：“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但是，即使是新三民主义这样的民族民主主义，内部也存在着矛盾。它的矛盾主要就在于它还没有提出各阶级中谁是领导阶级这一问题，自然也就无法解决主力军、统一战线等问题。这个问题一旦解决，新三民主义也就发展到了新民主主义。毛泽东指出三民主义“除了谁领导谁这一个问题以外……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新民主主义中谁是领导阶级呢？是无产阶级。新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飞跃的理论成果，其前途必定是社会主义。旧三民主义通过新三民主义过渡到新民主主义时，民族主义通过民族民主主义为马克思主义所取代的思想史进程也就完成了。

要之，虽然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可以三足鼎立甚至相互融合，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救亡图存的任务使得主导性的社会思潮在它们之间不断过渡。中国人民经历艰辛探索，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事实既是人民选择的结果，也是近代思想史逻辑演进的必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