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日本战犯“由鬼到人”（2）

按照规定，新兵必须接受6个月的训练与教育。高桥告诉本报记者，新兵训练非常残酷，可谓是“非人一般”。每天早上6时起床，吃饭前先做体操。吃饭、收拾行李等速度稍慢，就会遭到惩罚。此外，新兵还要接受“军国主义”洗脑教育：每天睡觉之前，要集中在一起，学习并熟记充满浓厚军国主义思想色彩的“军人敕谕”等内容。而为检验训练成果，新兵要被组织到中国农村进行“讨伐行动”，杀害手无寸铁的中国民众。这几乎是每个士兵的必经阶段。高桥说，因为自己身体虚弱，在新兵训练刚开始的一个月之内，他就转到为体弱者而设的“特别训练队”，仅仅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躲过了新兵训练的必备科目“屠杀中国无辜民众”。

1944年底，侵华日军开始节节败退，此前一直推行的“占领之后便杀光、烧光”的战略也难以为继。为此，侵华日军转变方针，新兵训练结束后，高桥被安排至报道班，发挥其懂中文的特长，开展“安抚”工作。当时戏剧在中国农村非常受欢迎，高桥把俘虏中会唱戏的中国人集中起来编成一个约50人的京剧团，通过他们的演出缓解中国老百姓对侵华日军的警戒心，以此骗取他们的配合。

1945年7月，第五十九师团被派往朝鲜。8月15日，高桥在朝鲜的一座山上听到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消息。当时他的第一反应是“非常高兴”——战争终于结束了，可以回日本与家人团聚了。

高桥所在的部队当年9月投降。高桥先是被送到西伯利亚过了5年战俘生活，1950年7月，依据《波茨坦公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远东军事法庭有关处理二战战争罪犯的规定和中苏有关协定的条款，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始接收由苏联政府移交的日本战犯，高桥就在其中。

“处决战犯非常容易，但改变战犯的思想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中国做到了。中国对战犯的改造创造了一个绝无仅有的世界奇迹”

回忆起那段经历，高桥十分感慨：“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我们才得以过上人一样的生活”，“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生活是我们曾经伤害的中国人民给予的”。他说：“我们住进了温暖的房子，每天可以吃饱肚子，不用参加强制劳动，生病了有医生，还可以理发。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非常贫穷，管理我们的工作人员吃高粱饭，我们这些战犯却吃大米饭。”

尽管如此，战犯中不少人因为自知罪恶滔天，担心马上会被判死刑，中国政府对他们越好，他们反而认为中国没安好心，不仅不配合改造工作，反而给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出难题。高桥说，可是，中国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诚意以待，面对我们提出的任何困难与问题，都会及时给出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

中国政府还通过细致耐心的教育，逐渐改变这些战犯的思想，使他们坦诚面对过去的罪行。很多战犯在管理所通过互帮互学，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例如列宁论帝国主义的著作、毛泽东关于日中两国战争本质的论述等书籍。他们一边进行理论学习，一边结合自身的社会经历，对日本的劳动状况、军队生活的矛盾等问题进行讨论，加深认识。虽然每个人的情况不大一样，然而4年左右的时间里，不少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历史观、社会观等都慢慢改变。很多战犯克服了“可能被判死刑”的恐惧以及“不说也可能不会被暴露”的侥幸心理，开始积极坦诚地供认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最终，45名前高级军官战犯在供述书中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进行详细叙述，其他战犯则通过手记非常详细地记述了日军在中国的众多罪行。不少战犯回到日本后还将自己的手记出版。例如有一本叫《三光》的书，就是对他们所亲身经历的日军在华罪行的忠实记载。这些是谁都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

“如果没有工作人员的真诚对待，我们就不会信赖他们，更不会有我们的自我反省。”高桥一再强调，中国既没有强迫他们供认，又没有进行诱导询问。在此期间，工作人员经常对他们说，只有认真认罪并进行反省，才能获得中国人民的宽大处理，但同时还强调，“一定要基于历史事实进行坦白，既不要过大，也不要过小”。虽然对战争期间日军所犯罪行收集物证非常困难，但中方没有仅凭口证就定罪，还是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去收集被害者的证言、照片等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