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下）（2）

○第八十

更例以今文之例，如武王命康叔为卫侯，作《康诰》，直云“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平王以晋侯为方伯，作《文侯之命》，直云“王若曰：父义和”无所庸序也。即古文《微子之命》《君陈》亦尔。读左氏定四年《传》，祝佗述蔡仲之事，其命书云：王曰，胡无若尔考之违王命也。意此必古《蔡仲之命》发端第一语。盖若劈面一喝，闻者心悸。戮其父而用其子，自与平常封褒者不同。若将是语缀入篇之中，势便懈甚。至以乃祖文王与尔考并提，其无乃非类也乎。在祝佗述其事，自不得不追其巅末曰，昔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管蔡启商，惎间王室。王于是乎杀管叔，而蔡蔡叔以车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帅德，周公举之以为己卿士。见诸王而命之以蔡。而伪作是篇者，亦如其例，仿佛其辞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邻。以车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齿，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为卿士。叔卒，乃命诸王邦之蔡”，以为篇端之序。学者试平心以思，此为左氏本书乎，抑《书》袭左氏也。或曰：据子言，《书》直以“尔考之违王命”起，其蔡叔获罪之由终，且莫知矣。余曰：朱子言古者有编年之史，有每事别纪之史。编年，《春秋》是也。每事别纪，《书》是也。《书》二典所载，上下百有余年，而《武成》《金縢》诸篇或更数月，或历数年，其间岂无异事。盖必具于编年之史，而今不复见矣。余亦谓蔡叔获罪，盖必具于编年之史，而不必赘序于《蔡仲之命》也。或曰：子必以《书》无序而后可。余曰：是何言。《书》有有序者，无序则其指不见。有不必序者，强序则祗觉其赘而已。吾愿学者以《书》自《书》，不必如引《书》者之追其事传自传，亦无庸以《传》之文阑入于《书》而已矣。

按王伯厚以此《传》为未足信云：考之《春秋》，是年三月会于召陵，蔡侯已在卫侯之上。五月盟于皋鼬，不序诸侯。经无长卫之文。愚谓不尔。僖公二十有八年五月癸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蔡侯次在第五，卫子次在第七。此会也，祝佗述其载《书》“王若曰：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卫又在蔡上此盟也。盟所以敬共明神本其始也。较会之次为重。《传》固云：乃长卫侯于盟，不曾云会何有误。或曰：左氏竟如是，其莫可拟议乎。余曰：刘子玄评其工侔造化，思涉鬼神。此区区事实足征，曷足以尽之。

又按“囚蔡叔于郭邻”，孔《传》云：郭邻，中国之外地名。此臆说也。郭邻正作郭凌，出《周书》，作雒解。孔晁止云地名，未详所在，洵是。至蔡显属汉汝南郡上蔡县，为其父子所封，未开别地。《传》却云：叔之所封圻内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间。圻内之蔡名已灭，故取其名以名新国，欲以戒之。异哉，此唯周宣王弟友初封畿内咸林之地名，郑后徙溱洧之间，施旧号于新邑，亦名郑。未闻蔡复尔。尔不独臆且瞽说矣。缘其瞽说则误。读《世本》，蔡叔居上蔡。宋仲子《注》云：胡徙居新蔡。不知《汉·地理志》注胡后十八世，平侯自上蔡徙新蔡。非胡徙新蔡也。《后汉志》河内郡山阳邑有蔡城，刘昭《注》云：蔡叔邑。此犹郑管城之类乎。

又按孔《传》以蔡圻内国名，自非。以《康诰》之康为圻内国名，却是远胜郑康成解作谥号者。尝证以二事，一定四年，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当既有诰文，辄有篇名，岂待身后之谥，取以冠其篇乎。一《史记·卫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父谥康，子亦谥康。将两代同一易名之典乎。故《世本》宋忠《注》曰：封从畿内之康，徙封卫，卫即殷墟畿内之康，不知所在良然。《括地志》，故康城在许州阳翟县西北三十五里。又按祝佗言，文武成康之伯犹多。孔《疏》云：文武成康皆以处长而立。予不觉笑曰：武王不有伯邑考之压其上乎。读《管蔡世家》云：文王崩而发立，是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又云：伯邑考其后不知所封。可知当时伯邑考固有子，文王乃舍伯邑考之子，而立次子发，以遵殷礼。实与引以况公仪仲子者一例。邹平马公骕告予：衍似微子之次子，故曰微仲，非其弟。亦以经为例，盖不信《世家》与流俗本《家语》。

又按班氏《古今人表》，师古称其载古人名氏与诸书或不同。余读如《顾命》，彤伯，彤作师。虎臣，虎作龙。仲桓南宫毛，仲作中，毛作髦。此或出固见古文《书》未可知。尤爱于微子下自注曰：纣兄。宋微中下自注曰：启子。足辅马说之不孤。因思微既属殷畿内国名，启封之于此，是为微子，断无其弟又并封之事。则微仲也者，子袭父氏，上有伯兄字降而次，殆又一理证云。

或谓予“无若尔考之违王命”出左氏，“率乃祖文王之彝训”无所出，试问成王、蔡仲同为文王之孙，而此一孙向彼一孙呼其祖为乃祖，其可通乎。胡不摘出。余曰：武王、康叔同为文王之子，而此一子向彼一子，《康诰》则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酒诰》则曰“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亦从而乃之。武岂自外于文考乎。窃以古人不甚拘。与或以乃作虚辞用，亦可。

又按向以二十五篇《书》，惟《微子之命》虽当日真命，《书》不可考。要此无甚可议。近方觉纯以僖十二年《传》王命管仲曰“余嘉乃勋，应乃懿德，谓督不忘，往践乃职，无逆朕命”为蓝本，而割凑充篇。且既易“往践乃职”为“往敷乃训”，又曰“往哉惟休”。既易“无逆朕命”为“无朁朕命”，上已曰“慎乃服命”，不太复乎。

又按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伯禽》《唐诰》皆《书》篇名，皆不见今百篇《书》中，岂夫子所黜去乎。抑圣人亦有未及也。夫以成王为君，周公为相，而建尔元子与封小弱弟于唐，其训戒之辞，讵不足几于道以垂后世，而为所删耶。殊所不解。愚曰：盖尝反覆详思，而得其旨矣。马端临之论夫子删《诗》也曰：于其可知者，虽比兴深远，词旨迂晦者，亦所不废，如《芣苡》《鹤鸣》《蒹葭》之类是也。于其所不可知者，虽直陈其事，文义明白者，亦不果录，如“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之类是也。于其可知者，虽词意流泆，不能不类于狭邪者，亦所不删，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东门》之类是也。于其所不可知者，虽词意庄重，一出于义理者，亦不果录，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之类是也。然则，其所可知者，何则。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则。诸逸诗之不以序行于世者是也。予曾出一论以折之曰“狐裘厖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此非士曌所作诗乎。宜入《风》。“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此非祭公谋父所作《祈招》之诗乎。宜入《雅》。“天之所支，不可坏也，其所坏，亦不可支也”，此非武王所作《支之》诗乎。宜入《颂》。今《风》《雅》《颂》皆无焉，其不以序行于世者耶，而马氏之说绌。马氏说绌，而吾之说起，曰：夫子之删《诗》，其与修《春秋》固无以异也。《春秋》因鲁史成文，鲁史所不载者，圣人未尝增。鲁史以策书赴告为体，赴告所不及者，鲁史未尝增。当时若晋重耳之入国，与杀怀公于高梁，皆赴告未及，故鲁史不书，圣人亦未尝取晋乘之文以附益之，所以者何。盖其慎也。且以吾所载二百四十二年事，其褒其贬，已足明将来之法矣，固不必夸多斗靡，如后人以无一不载为功也。此修《春秋》旨也。其删《诗》也，必取世所传某本《诗》，凡今三百五篇咸在者，从而删之。存此三百五篇，以为其美，其刺已足立吾教矣。虽有《士曌》《祈招》等作见他本者，固不必附益之也。其删《书》也，必取世所传某本《书》，凡今百篇咸在者，从而删之。存此百篇，以为其大经大法已具是尔矣。虽有《伯禽》《唐诰》见他本者，固不必附益之也。此夫子删定旨也。昔有问《书》何以无宣王。朱子曰：是当时偶然不曾载得。此句最好。予窃谓《伯禽》《唐诰》亦若是而已矣。更譬之萧统《文选》，偶遗王逸少《兰亭序》，说者遂吹毛求疵，以为昭明意若何。昭明岂真有是意。殆不足一笑。大抵世人爱奇，奇则欲博，博则初无所择而惟恐遗之也。圣人爱义，义则从约，约则虽有不及而已无所不包也。呜呼，世之侈言撰述者，其尚有鉴于斯哉。

又按《诗·小序》，久而渐知其不安也与《书序》同。苏子由出取其首之一言为有依据。后说《诗》者多宗之，以排击紫阳，以复于古。愚尝反覆详考，而觉朱未尽，非毛未全，是至《诗》有不可解处，亦几与《春秋》等。盖《春秋》从鲁史来，朱子谓鲁史不传，不得深探圣人笔削之旨。余则谓《诗》序具载国史，国史不传，亦无由知是《诗》之何为而作。夫既不知所由作，遂学分四家，家各一说。《关雎》或以为美诗，或以为刺诗。或以为文王之妃，或以为康王之后是也。或曰：国史固不传矣，而其说之散见他书者，亦略可言乎。余曰：莫明征于《金縢》。书“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此即《鸱鸮》诗之《序》也。《春秋》隐三年《传》曰“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此即《硕人》诗之《序》也。闵二年《传》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文公为卫之多难也先适齐，及败，宋桓公逆诸河，宵济，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漕。许穆夫人赋《载驰》”，此即《载驰》诗之《序》也。“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此即《清人》诗之《序》也。文六年《传》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即《黄鸟》诗之《序》也。若他非序而说之，得其旨，即从其序来者一。叔向曰：昊天有成命，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一。左史倚相曰：昔卫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执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蒙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没也，谓之睿圣武公。懿读为抑，不胜于郊祀天地。卫武公刺厉王之说乎。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当是时，《诗》有定说，作之者何代何人。述之者何篇何义。皆众所通晓，不独此三千人而已。下逮孟子之时，便不能然。咸邱蒙不识《北山》诗之旨，妄摘取其中四言以证天子可得而臣父。孟子知之，则曰：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窃以劳于王事以下即《北山》诗之《序》也。他日告万章以颂古人之诗，辄继以知其人，论其世。盖诗必有所作之人与所当之世。若《小弁》当幽王危殆之世，作者又属毛离里之人，自宜乎怨，不宜乎不怨。非国史实纪载亦乌乎知之。故毛说之可信，从国史来。其不可信，则杂出讲师之传授。故曰：非一人作也。或曰：朱子攻《毛传》，正在讲师之传授，极中其要害。子亦可得而略言乎。余曰：莫不善于抑。《序》曰：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案卫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己丑即位，上距厉王流彘之年已三十载，安有刺厉王之诗。或曰：追刺尤非虐君见在，始得出辞，其人已逝，即当杜口是也。秪缘序诗者见前有《荡》《板》《民劳》三篇，咸刺厉王，后有《桑柔》为芮良夫刺厉王，尤明征，故亦以为刺厉王。而无柰《国语》有“作懿戒以自儆”一言，只得续之曰：亦以自警也。其支缀附会，情见势诎，不大可笑乎。余因之而悟，刺某人，美某人，诗专为美刺而作者，不可信一。诗编次后先，有一定之时世者，不可信二。呜呼，鲁史不传，朱子怯于说《春秋》。而《春秋》存，国史不传，朱子果于说《诗》。而《诗》亡，我固谓朱子于《诗》亦得失相半尔。

又按诗必有题，即古之篇名也。今人览其题，便知是诗之何为而作。若古人仅取篇中之字或句以弁首，览之有茫然弗辨者，故必别须序以显。宋晁说之以道论作诗者不必有序，夫既有序，而直陈其事，则诗可以不作矣。说诗者或不可以无序断会一诗之旨，而序之庶几乎发明先民之言，以告后生弟子焉。今之说者曰：序与诗同作，无乃惑欤，似也而犹未尽。须知当日大师陈诗，遒人采诗，皆知此诗之所以作。其所以作之故，录掌于国史。既不若今序首一句之寂寥，亦不若今序往往出众手者之傅会。观《金縢》、左氏则可得其体式。晁氏又曰《山有枢》之《序》“有财不能用，有钟鼓不能以自乐，有朝廷不能洒扫”，《车攻》之《序》“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竟土，修车马，备器械，会诸侯于东都，因田猎而选车徒焉”。诗无遗思矣，解颐哉斯言。至谓岐下石鼓安睹序。《离骚》无序而《序》出于玉逸。秦汉间古诗有《国风》之遗韵者，亦无序，知之者固自知之。况先民本人情而有作，人情不亡，则辞不患乎不明。此则以诗求诗，矫枉过正之论，固先朱子而首发矣。

又按马端临譬之听讼。诗者，其事也。齐、鲁、韩、毛，则证验之人也。《毛诗》本书具在，流传甚久，譬如其人亲身到官，供指详明，具有本末者也。齐、鲁、韩三家，本书已亡，于它书中间见一二，真、伪不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无可追对，徒得诸风闻道听以为其说如是者也。余终譬之《春秋》，毛公自谓子夏所传，譬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得经之旨为多。齐、鲁、韩三家，远逊于毛。然不无可取。则譬之公羊氏而已矣，谷梁氏而已矣。合者，疑圣人之旧。不合者，是杂以己意。抑岂能一笔抹摋哉。此文公《诗集传》出，说者谓一洗末师专己守残之陋，允矣。

又按公羊、谷梁于襄公二十有一年并书孔子生。然犹可解曰传文，非经文也。若左氏于获麟之后引经，以至哀公十有六年四月书孔邱卒，此岂可信哉。今《春秋》削去之。削之诚是。马氏谓既续之于获麟之后，宁保其不增益之于获麟之前。是亦未敢尽以为信。余谓《春秋》有不可解处，意其在斯与。《乐记》云“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桑间即鄘之桑。中篇巫臣所谓有桑中之喜，正指窃妻事，一览之而知为淫者自作，非刺奔。孔子何人。岂录淫辞以诲万世哉。故程篁墩决然谓今《诗》出汉儒所缀缉，非孔子删定旧本。汉儒徒见三百五篇名目，散轶不存，则每取孔子所删所放之余一切凑合，以足其数。而小序者不察，亦一切以其得于师者，概之曰刺淫。此其所由失也。王阳明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宣畅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安得有郑卫，是长淫导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盖淫泆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者可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茅鹿门曰：大抵诗之言淫谑者，为里巷所布，易传而难灭。如今南北所传声伎之类。是孔子尝删之，不列于经。而其俗之所传，固有不能口禁而火熄之者。秦没而汉求亡经于天下，则学士大夫各采所传，以补三百之数。往往杂出而并见之耳。某故曰：《诗》非全经，以上三说虽出近代，要为卓然不诡随先儒者，正可与《汉志》“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相参观。又按余中夜而思《燕礼》记“升歌《鹿鸣》，下管《新宫》”，《新宫》与《鹿鸣》相次，盖一时之诗，而为燕飨宾客及大射之乐者。其在《小雅》中无疑。郑亦注《新宫》，《小雅》逸篇。必不为圣人所删，又必不至孔子时已亡逸。所以者何。《商颂》十二篇，是正考甫当东迁之前得于周大师，故孔子时亡其大半。若鲁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叔孙昭子赋《新宫》，其诗见存。孔子时年三十五，去孔子年四十三退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仅八年，安得《诗》遂逸。应编列孔门旧本三百篇内耳。又思乡射奏《驺虞》，大射奏《狸首》，《周礼》射人王以《驺虞》九节，诸侯以《狸首》七节，孤卿大夫及士以《采苹》《采蘩》五节。则《狸首》之诗与《驺虞》《采苹》《采蘩》相次。孔颖达所谓当在《召南》者是。夫既在《召南》，必不为圣人所删，又必不至孔子时亡逸，所以者何。《射义》出七十子后学者之手，观记及孔子矍相之圃之射可见，且历历举其诗曰“曾孙侯氏，四正具举，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处，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则燕则誉”岂孔子时反亡逸乎。盖原编列《召南》，相其辞又颇似二《雅》，秪遭秦火而失之。余尝疑何彼秾矣属东迁以后之诗，安知非见于《王风》或《齐风》者。而后之学者误取以充《召南》十四篇之数，方为正风亦未可定。呜呼，予之为斯论也，诚知狂瞽，罪不获辞。然古文《尚书》首发难于吴才老，计其时之人未信也，而今之信者且渐众。朱子本郑夹漈之辨妄，尽去《序》言诗，同时若吕伯恭，犹疑且骇，而视今之信何如也。余敢望桓谭其人而辄旦暮遇之也哉。

又按金仁山述其师王文宪之言曰：今之三百篇，非尽夫子之三百篇也。夫子删繁芜之三千，取雅正者三百。而三千之中，岂无播咏于世俗之口者。夫子之《诗》既毁于秦火矣，汉兴，管弦之声未衰。诸儒传夫子之《诗》而不全，得见世俗之流传，管弦之滥在者，概以为古诗，取以足夫子三百之数，而不辨其非也。不然，若孔子之诵咏如《素绚》《唐棣》，诸经书之所传如《狸首》《辔柔》《先正》《繁渠》诸诗，何以皆不与于今之三百。而夫子已放之郑声，何为尚存而不削邪。《宋史·儒林传》亦载柏之言曰：今诗三百五篇，岂尽定于夫子之手所删之《诗》。容或有存于闾巷浮薄之口，汉儒取以补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两两相配，退《何彼秾矣》《甘棠》归之《王风》，削去《野有死麕》，黜郑、卫淫奔之诗三十有一篇。说实先篁墩、阳明而发。盖亦从《史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悟来〔篁墩《皇明文衡》有《王直诗辨》，与此略同。亦先篁墩发〕。

又按固哉为《诗》，孟子以谓高叟。由今观之，亦何必高叟。如《式微》，《诗序》云“黎侯寓于卫，其臣劝以归”《旄邱》，《诗序》，“狄人追逐黎侯，黎侯寓于卫，卫不能修方伯连率之职，黎之臣子以责于卫”此必有所受之，其实表里洞达，无复拟议。而朱子乃曰：诗中无黎侯字，未详是否。余不觉匿笑，昔范景仁不信佛，苏子瞻诘其所以不信之说，范曰：某平生事非目所见者未尝信。苏曰：公亦安能然哉。设公有疾，令医切脉曰：寒则服热药。曰：热则饵寒药。公何尝见脉，而信之如此，何独至于佛而必待见邪。真通人之言，此亦可以破朱子之见。

又按钱牧斋注《杜诗》，谓子美深不满灵武即位之事，诗中多微文以刺，尤标其旨，于《洗兵马》曰：刺肃宗也，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于《收京》三首之二曰：与《洗兵马》相发明。吴江朱长孺故反牧斋者，谓灵武即位本非得已，洪容斋所谓收复两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诸将也。其听李辅国谗间，乃上元年间事。公安得逆料而讥之。二注并行。盖诗与文不同，文尝有画然一定之意，诗则惟人所见。此可以此说解，彼亦可以彼说解，故曰：诗，活物也。或曰：钱与朱毕竟，孰为是。余曰：幸有子美之文之可证矣。子美《祭清河房公文》曰“及公入相，纪纲已失，关辅萧条，乘舆播越，太子即位，揖让仓卒，小臣用权，尊贵倏忽”正元次山书太子即位之义。古朋友论议，一时不谋而合如此。则牧斋之注洵得其旨哉。余尝以卫之《木瓜序》云“美齐桓公也，卫人思厚报之，而作是诗”朱子解作男女相赠答之辞，如《静女》之类。亦所谓二注并行者。愚终以孔子有言“吾于《木瓜》，见苞苴之礼行”，则《序》为得其旨，而朱子之解徒然矣。但难得尽有文以证诗耳。此《诗》与《春秋》等。

又按朱子以诗求诗，是就诗之字面文意，以得是诗之何为而作。正孟子以意逆志者。或问：子何不有取其说且加正焉。余曰：以意逆志，须的知某诗出于何世，与所作者何等人，方可施吾逆之之法。如近日吴乔先生共予读李商隐《东阿王诗》，“国事分明属灌均，西陵魂断夜来人，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时赋洛神”。说曰：后二语似有悔婚王氏之意，夫妇不过十年，，甥舅才及二载，而竟致一生颠踬。此种情事，出于口则薄德，而意中不无展转，故以不伦之语志之乎。若论故实，丕为世子，在建安十二年丁亥，子建赋《洛神》在黄初三年壬寅，相去十五年也。唐人作诗，意自有在，或论故实，或不论故实。宋人不解诗，便以薛王、寿王同用，讥刺义山。何异农夫以菽麦眼辨朱草紫芝乎。此解可谓妙绝，千古发端，一语已道。令狐綯之当国矣，盖原知义山之人之事，方得是解。不然，空空而思，冥冥以决，岂可得乎。纵得之，恐亦成郢书燕说而已矣。《诗集传》病多坐此。

又按窦梁宾，夷门人，进士卢东表侍儿也。词笔容态皆可观。东表当及第，窦为喜诗曰“晓装初罢眼初，小玉惊人踏破裙，手把红笺书一纸，上头名字有郎君”若掩其姓名，亦可知是妇喜夫登第之作。朱庆馀作《闺意》一篇，献水部郎中张籍曰“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装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此若掩其题，恐未必知是后进求知就正于前辈之作也。诗有难辨如此，吾欲诵以质晦翁。

又按余久而得王忠文祎《学诗斋记》，曰：诗道其微矣乎，以情性言诗，非所能知。自章句之说言之，则某窃有疑矣。盖二《南》、大小《雅》《周颂》，周公之所定。变《风》、变《雅》、鲁、商二《颂》，孔子之所取。而并周公所定者合三百五篇，尚矣。第今观之，二《南》以《关雎》配《鹊巢》，《葛覃》配《采蘩》，《卷耳》配《草虫》，《樛木》配《江有汜》，《螽斯》配《小星》，《桃夭》配《摽有梅》，《兔罝》配《羔羊》，《芣苡》配《采苹》，《汉广》配《行露》，《汝坟》配《殷其雷》，《麟之趾》配《驺虞》，各十一篇，整然相合，信其为房中之乐。而《甘棠》，后人思召伯者也。《何彼秾矣》，王风也。《野有死麕》，淫风也。此三诗者，胡为而厕其间乎。而又成王之颂乃有康王以后之诗，今谓二《南》《周颂》果为周公之所定，其可乎。秦火，《诗》《书》同祸，《书》残阙甚，而《诗》独无一篇之失。然《素绚》《唐棣》《狸首》《辔柔》诸诗既已散逸，而已放之郑声乃反获存。刘歆以谓《诗》始出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不足则以世俗之流传管弦之滥在者足之，不复辨其非。故变《雅》之中或有类乎正《雅》。而又《六月》变《小雅》之始，《民劳》变《大雅》之始，乃与正《雅》同其篇什。《豳风》非变也，乃系于十三国之末焉，乌在其为各得所也。然则，今之三百五篇，谓皆孔子所删之旧，可乎。不可也。盖自汉以来，学《诗》者悉本于郑氏训诂谱序，惟郑说是从。人有耳目肺肠，不敢以自信也。及宋朱子之《集传》出，而郑学乃遂废。朱子所谓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者，学《诗》之旨，无以易此矣。世之习其读者，固得有所据依，而其可疑如向之所云者，学者以为朱子之所未尝言，不敢以为言也。昔者乡先正王文宪公盖尝欲修正之，而卒，亦不果。岂非诗道之微于是为已甚乎。此论正从王文宪出。

又按赵子常引其师黄楚望之言曰：《周礼》，王巡守则大史大师同车，又其官属所掌，皆有世奠。系之说方采诗之时，大师掌其事，而大史录其时世。及巡守礼废，大师不复采诗，而后诸国之诗皆其国史所自记录，以考其风俗盛衰，政治得失。若《左传》于高克之事，则曰“郑人为之赋《清人》”。庄姜之事，则曰“卫人为之赋《硕人》”，必有所据矣。胡朏明曰：采诗采字，均当作陈。盖诗有采有陈。《汉·艺文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此采诗之说也。《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郑氏《诗谱》，武王伐纣，定天下，巡守述职，陈诵诸国之诗，以观民风俗。此陈诗之说也。采之于每岁之孟春，陈之于五载巡守四仲之月。是国风所自来也。班孟坚曰：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奏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汉治近古，此其一端云。

又按胡朏明曰：男女淫泆奔诱之辞，惟郑、卫、齐、陈有之。《小序》概以为刺奔。说者谓刺，诗之体，但铺陈其事，不加一辞，而闵惜惩创之意自见于言外，不必谯让质责，而后为刺也。朱子非之，以为欲刺人之恶，而反自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于恶，必无是理。故以为淫者所自作。而马贵与又非之，其言曰：夫人之为恶也，禁之使不得为，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为。此铺陈揄扬之中，所以为闵惜惩创之至也。夫子谓宰我曰“女安则为之”，夫岂真以居丧食稻衣锦为是乎。万石君谓子庆曰：内史贵人坐车中，自如固当，夫岂真以不下车为是乎。而二人既闻是言也，卒为羞愧改行，有甚于被谯让者。盖以非为是，而使之求吾言外之意，则自反而不胜其愧悔矣。此诗之训也。贵与之说可谓辩矣。然其尝于朱子所谓淫者自作之外，更就数诗以求之，而知铺陈其事，不加一辞之说，亦有不尽然者。《新台》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墙有茨》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君子偕老》曰“子之不淑，云如之何”《鹑之奔奔》曰“人之无良，我以为兄”，《螮蝀》曰“乃如之人也，怀昏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载驱》曰“鲁道有荡，齐子游敖”以上诸诗皆刺当时之淫乱，而指斥如此，是未尝不加一辞也。《南山》《敝笱》《猗嗟》《株林》颇似不加一辞，然以雄狐目襄公，以鲂鳏目文姜，意见比兴中矣。《猗嗟》以“展我甥兮”明庄公非齐侯之子，微文刺讥，抑又甚焉，安在其为不加一辞也哉。《株林》玩其辞意，亦可见作者在所赋之外。以此数诗，反而观之，则《静女》《桑中》《溱洧》《东方之日》《月出》等篇摹写狎昵之情，胪列鄙秽之状者，其为淫者所自作，无疑矣。淫者之辞，岂可录之于经。以为汉儒所缀缉，以足三百之数者，近是。吾友阎百诗次鲁齐，华川、篁墩、阳明、鹿门、诸论为一帙，有味哉。又曰：《汉·艺文志》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某谓夫子之所录，得以流传者，维此之故。天子之所删，得以篡入者，亦维此之故。又曰：诗有具文见意者。《叔于田》二诗但为郑人爱叔段之辞，而不义得众之情自见。《扬之水》《椒聊》二诗但为晋人爱桓叔之辞，而叛翼归沃之情自见，是也。马贵与举此以明《序》之不可废，以为之四诗者，皆赖《序》而明。若舍《序》以求之，则子云美新之作，袁宏九锡之文耳。是岂可以训，而夫子不删之乎。盖均一淫泆之辞，出于奔者之口，则可删。而出于刺奔者之口，则可录也。均一爱戴之辞，出于爱叔段、桓叔者之口，则可删。而出于刺郑庄、晋昭者之口，则可录也。某谓四诗出于刺者之口，固可录。藉令为叔段、桓叔之党所自作，录之于经亦可。使有国者知乱贼之情，而为防微杜渐之计，无伤于义，无害于教也。若男女淫泆之辞，则不可同日而论。床笫之言不逾阈，即未必淫者所自作，亦何得施之简策，以教人童蒙之时。力捍其外诱犹恐或入于非僻，而顾令日诵此等诗以诲之淫乎。自此义不明，世遂以子夜读曲宫体诸诗，为得国风之遗意，下逮花间诸人及柳、晏、秦、周辈倚声填词，备狭斜妖冶之趣，亦自谓不诡于风人，而号为诗馀。读者、作者，展转流传，以蛊惑人之心志。如山谷所谓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娱。苦节臞儒，晚悟裙裾之乐。鼓之舞之，使宴安酖毒而不悔者，皆此等议论启之也。昔汉景有言，食肉不食马肝，未为不知味。喻学者不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学诗亦然，诵三百，不取《桑中》《溱洧》之类。读晋宋以后诗，不取子夜、读曲、宫体之类，亦未为不善学也。

又按胡朏明曰：朱子《集传》云：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诸侯采之以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某尝疑贡诗之说，不知何据。及读金仁山《前编》引伏生《书虞夏传》言，舜之元祀，巡狩四岳，八伯各贡其乐，乐正定乐名。又引《书·大传》曰：五载一巡狩，群后德让，贡正声而九族具成。《注》云：此采诗作乐之始。然后知贡诗之说所自出，与采诗、陈诗相发明也。盖列国之行人采诗以属太师，比其音律，以待时巡。因州伯以贡之天子，天子命太师陈之，而取其正声，被诸弦管，以为燕飨朝会祭祀之乐。自虞夏以来，未之或改也〔《文中子》曰：诸侯不贡诗，斯则久矣。朏明未及考此〕。

又按萧山毛大可述高忠宪讲学时，有执《木瓜》诗问难者。“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中并无男女字面，何以知为淫奔。坐皆默然。惟吾邑来风季曰：即有男女字，亦何必淫奔。张平子《四愁诗》“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明明有美人字，然不为淫奔，未为不可也。言未既，即有咈然而兴者曰：美人固通称，若“彼狡童兮”，得不目为淫奔否。曰：亦何必淫奔。子不读箕子《麦秀歌》乎。“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夫箕子所指者，受辛也。受辛，君也，而狡童，谁谓狡童淫者也。高忠宪遽起长揖曰：先生言是也。又曰：不虞今日得闻通儒之言。窃以此论与《诗·小序》相合，而与上胡朏明及予又相乖。

又按苏子由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诗皆以“小”名篇，所以别其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谓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谓之《召旻》《大明》，独《宛》《弁》阙焉。意者孔子删之矣。虽去其大，而其小者犹谓之小，盖即用其旧也。余谓此非为孔子所删，盖原编次成，后亡逸耳。即苏说亦可证《诗》非孔门之旧本。因思《狸首》安知不别有一篇，与《驺虞》《采苹》《采蘩》体制相类者，原在《召南》与。又安知“曾孙侯氏”八句，非别一篇名，而康成臆以《狸首》当之与。回忆少疑《乡饮酒》、《燕》、《乡射礼》、并歌《召南》首三篇，越《草虫》，取《采苹》，为乱次。后读《诗正义》云：盖《采苹》旧在《草虫》前，齐《诗》次正如是。不觉释然。《诗》于今人情不大相远耳。

又按余久而后得王文宪《诗疑》曰：昔东莱吕成公尝疑《桑中》《溱洧》非桑间濮上之音，以为夫子既曰“郑声淫”而放之矣，岂有删诗示后世而反取之乎。晦庵朱文公则曰不然。今若以桑中濮上为雅乐，当以荐何等鬼神，接何等宾客。不知何辞之风，何义理之止乎。故文公说《诗》，以为善者兴起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以此法观后世之诗，实无遗策。何者。盖其规珣恢广，心志融释，不论美恶，无非为吾受用之益，而邪思不萌。以此法观诗可也，观书亦可也，虽观史亦可也。以此论乐，则恐有所未尽。某尝疑今日三百五篇者，岂果为圣人之三百五篇乎。秦法严密，《诗》无独全之理。窃意夫子已删去之诗，容有存于闾巷浮薄者之口，盖雅奥难识，淫俚易传。汉儒病其亡逸，妄取而撺杂，以足三百篇之数。某不能保其无也。不然，则不奈圣人放郑声之一语终不可磨灭，且又复言其所以放之之意曰“郑声淫”，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某是以敢谓淫奔之诗，圣人之所必削，决不存于雅乐也。审矣。妄意以刺淫乱，如《新台》《墙有茨》之类，凡十篇，犹可以存之。惩创人之逸志，若男女自相悦之词，如《桑中》《溱洧》之类，悉削之，以遵圣人之至戒，无可疑者。所去者，亦不过三十有二篇，使不得滓秽雅颂殽乱。二《南》初不害其为全经也。如此，则二先生之疑亦俱释矣。昔曾南丰谓，不灭其籍，乃善于放绝者。以此放绝邪说之疑似者可也，若淫奔之诗，不待智者而能知其为恶行也，虽闾阎小夫亦莫不丑之，但欲动情胜，自不能制尔。非有疑似难明，必待存其迹而后知。今夫童子淳质未漓，情欲未开，或于诵习讲说之中，反有以导其邪思，非所以为训，且学者吟哦其丑恶于唇齿间，尤非雅尚。读书而不读淫诗，未为缺典。况夫子答为邦之问，而此句拳拳殿于四代礼乐之后，恐非小事也。某敢记其目以俟有力者，请于朝而再放黜之，一洗千古之芜秽云。曰《野有死麕》〔《召南》〕、曰《静女》〔《邶》〕《桑中》〔《鄘》〕、曰《氓》、曰《有狐》〔并《卫风》〕、曰《大车》、曰《邱中有麻》〔并《王风》〕、曰《将仲子》、曰《遵大路》、曰《有女同车》、曰《山有扶苏》、曰《萚兮》、曰《狡童》、曰《褰裳》、曰《丰》、曰《东门之釭》、曰《风雨》、曰《子衿》、曰《野有蔓草》、曰《溱洧》〔并《郑风》〕、曰《东方之日》〔《齐》〕、曰《绸缪》、曰《葛生》〔并《唐风》〕、曰《晨风》〔《秦》〕、曰《东门之墠》、曰《东门之池》、曰《东门之杨》、曰《防有鹊巢》、曰《月出》、曰《株林》、曰《泽陂》〔并《陈风》〕、或谓三百篇之诗，自汉至今，历诸大儒，皆不敢议，而子独欲去之，毋乃诞且僭之甚耶。曰：在昔诸儒尊尚《小序》太过，不敢以淫奔之诗视之也。方傅会穿凿，曲为之说，求合乎《序》，何敢废乎。盖《序》者于此三十余诗，多曰刺时也，或曰刺乱也，曰刺周大夫也，刺庄公，刺康公，刺忽，刺衰，刺晋乱，刺好色，刺学校废。亦曰刺奔也，止奔也，恶无礼也。否则曰忧谗贼也，惧谗也，或曰思遇时也，思君子也。未尝指为淫诗也。正以为目曰淫诗，则在所当放故也。自朱子黜《小序》，始求之于诗，而直指之曰：此为淫奔之诗。某尝反覆玩味，信其为断断不可易之论。律以圣人之法，当放无疑。曰：然则，朱子何不遂放之乎。曰：朱子始订其词而正其非，其所以不废者，正南丰所谓“不去其籍，乃所以为善放绝者”也。今后学既闻朱子之言，真知《小序》之为缪，真知是诗之为淫，而犹欲读之者，岂理也哉。在朱子前，诗说未明，自不当放。生朱子后，诗说既明，不可不放。与其遵汉儒之谬说，岂若遵圣人之大训乎。余按文云三十二篇，目缺其一，或请补之。余曰：不可得补矣。文宪云《序》未尝指为淫诗者，止奔也，恶无礼也，惧谗也，三篇。此三篇则《螮蝀》《相鼠》，原不列三十二篇之目。至《采葛》，曾谓作淫诗，而情款未明，今复云尔。殆所谓自乱其说者与。

又按《日知录》有《诗之世次必不可信》一篇，曰：今《诗》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灭之幽王之诗也，而次于前召伯营之宣王之诗也，而次于后序者，不得其说，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华》《桑扈》《鸳鸯》《鱼藻》《采菽》十诗，皆为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硕人》，庄姜初归事也，而次于后。《绿衣》《日月》《终风》，庄姜失位而作，《燕燕》、送归妾作。《击鼓》，国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于前。《渭阳》，秦康公为太子时作也，而次于后。《黄鸟》，穆公薨后事也，而次于前。此皆经有明文可据，故郑氏谓《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皆刺厉王之诗〔《十月之交》有艳妻之云，自当是幽王〕。汉兴之初，师移其第耳。而左氏《传》，楚庄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今《诗》但以“耆定尔功”一章为《武》，而其三为《赉》，其六为《桓》，章次复相隔越。《仪礼》歌《召南》三篇，越《草虫》而取《采蘋》，《正义》以为《采蘋》旧在《草虫》之前。知今日之《诗》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谓雅颂各得其所者矣。余谓此益足证《诗》非孔门之旧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