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下）

○第七十三

歌诗之见于经者，舜、皋陶赓歌三章以下，《商颂》五篇以上，莫高于夏《五子之歌》。计其诗，或如苏子由所称商人之诗，骏发而严厉，尚庶几焉。乃每取而读，弥觉辞意浅近，音节纻缓，此岂真出浑浑无涯之代，与亲遭丧乱者之手哉。犹忆少尝爱竟陵钟惺论三百篇后四言之法有二种，韦孟风谏，其气和，去三百篇近，而近有近之离。魏武短歌，其调高，去三百篇远，而远有远之合。后代作者各领一派。窃意此伪作者生于魏晋间，才既不逮魏武，自不能如其气韵沈雄。学复不逮韦孟，又不能为其训辞深厚。且除“一人三失，惟彼陶唐，关石和钧”，等句之袭《内外传》者，余只谓之枵然无所有而已矣。苏子瞻读蔡琰《悲愤诗》，以为其辞明白感慨，类世所传《木兰诗》，东京无此格也。建安七子含养圭角，犹不尽发见，况伯喈女乎。夫纵不出伯喈女，亦必晋人拟作。故范史收入，子瞻为分别微芒，不欲其乱真，况赫然诗之载于经者哉。要当与千古知诗者一共评之。

按胡渭生朏明予与论《五子之歌》，退而作辩一篇遗予。今载于此，曰：诗歌之名肇见于《命夔》，然《南风》《卿云》《康衢》之类，辞不经见，未足为据。其可据者，惟《股肱元首》三章耳。夏后氏诗歌绝少，涂山及夏臣相持而歌之作，皆不足信。而《周礼》所谓《九德之歌》，《离骚》所谓启《九辩》与《九歌》者，泯灭无遗。其见于经，唯《五子之歌》及《孟子》所引夏谚而已。《五子之歌》今文无，古文有。识者谓其剽窃传记，气体卑近，殊不类五子语说已详，某不复及。姑举明白易晓者言之，以决其伪，则莫如韵句之寥寥为可怪也。《诗·大序》云“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古无所谓韵，韵即音之相应者。圣主贤臣声出为律，儿童妇女触物成讴，要皆有天籁以行乎其间，非若后世之词人按部寻声，韵句惟艰也。故《庚歌》三章，章三句，句必韵。夏谚六句，句无不韵。当时之歌体有然。下逮春秋，以迄汉魏，凡属歌辞，韵句最密。延及唐人，亦遵斯轨。况虞夏之民，各言其志，出自天籁者乎。而《五子之歌》不然。大率首二句连韵，余则二句一韵。而第一章之韵句尤疏，殆不可诵。章十五句，其协者裁四五句耳。岂作伪《书》者，但以掇拾补缀为工，而竟忘其为当韵也耶。且古者《易》象龟占，句必有协，百家书语，间作铿锵。然则，韵句而非歌者有之矣。未有歌而韵句之寥寥者也。即以《书》论，《孟子》引《太誓》“我武惟扬”之文，五句四韵。左氏引《夏书》“惟彼陶唐”之文，六句六韵。《太誓》非歌，则左氏所引亦未必是歌。今第三章乃袭取为之，芟“帅彼天常”而改其“行为厥道”，则又减却二韵矣。噫，既用作歌，抑何恶韵之若此也。

又按古无平、上、去、入四声，通为一音，故帝舜歌以熙韵、喜韵起，其证也。《五子之歌》亦以图韵下、韵予、韵马，盖古法也。字有古音，与后代颇不同。如《皋陶歌》“明”音芒，与良、康为韵。《五子之歌》其一，两“下”字音户，马音姥，与予为韵。其四有音以与祀为韵，皆古音也。此伪作古文者，幸其生于魏晋之间，去古未远，尚知此。等若浸降而下，并此亦弗识矣。

又按《汉书·韦贤传》，首载四世祖孟《谏诗》《在邹诗》二篇，即继以“或曰：其子孙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诗也”。此班固存疑之意。然予读后，玄成自劾责戒示子孙二诗殊弗如前。盖孟诗古奥，变化不逮二雅，而缠绵悱恻之致，溢于言表，犹三百篇遗。则玄成号为有文采者，诗仅如彼，岂他子孙所能代作乎。为孟作无疑。虽然，班固存疑，示慎也。较之范晔竟以《悲愤》二章载入《蔡琰传》末，不复区别，东坡谓之荒浅，不亦宜乎。

又按予尝谓事有实证，有虚会。虚会者可以晓上智，实证者虽中人以下可也。如东坡谓蔡琰二诗，东京无此格。此虚会也。谓琰流落在董卓既诛，父被祸之后，今诗乃云为董卓所驱，掠入胡，尤知非真。此实证也。《传》本云：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胡中者，十二年始赎归。兴平凡二年，甲戌、乙亥，距卓诛于初平三年壬申已后两三载，坡说是也。但既没胡中十二年而归，归当在建安十年乙酉或十一年丙戌。《传》云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信若范氏言琰正作于建安中，诗正谓之建安体，岂得谓伯喈女笔尚高于七子乎。坡析犹未精。常熟冯氏言苏家论事少讨论一层工夫，亦殆有以也。

又按《木兰诗》有谓必出晋人者。或曰自是齐梁本色，惟《文苑英华》作唐韦元甫。余谓唐是也，亦以实证。《唐书·百官志》，司勋掌官吏勋级，凡十有二转为上柱国，十有一转为柱国，以至一转为武骑尉，皆以授军功。诗云“策勋十二转”，非作于唐人而何。要木兰之人与事则或出代魏间。

又按《战国策》，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酒酣，鲁君避席，择言曰：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又齐桓公曰：后世必有以味亡其国者。晋文公曰：后世必有以色亡其国者。楚王曰：后世必有以高台陂池亡其国者。今主君之尊仪狄之酒也云云，有一于此，足以亡其国。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戒与。此即第二章歌所自出。然虽隐括彼语，而平列直收，诎然而止，无复悠扬之韵。故每读策文，辄觉敷腴婉入，易足感人，不似伪作者之寥寂。盖伪作者谓代高文简，只以删节为能事，不知刘勰有云“善删者，字去而意留”。今第见其字去耳，岂曾觉其意之留也与。

又按邦之六典，八则首见天官大宰、小宰之职，又见司会、司书及大史。乃第四章歌已咏。大禹曰“有典有则”，岂果周因于夏礼与。抑夏歌袭《周礼》也。

又按逸《书》原有《五子之歌》，今不得见。予尝妄意，其书必不似今袭《左传》哀六年所引《夏书》之文，何则。贾逵注彼文为夏桀之时，不言太康。逵固从父徽受真《书》，云，“十六篇逸”，则可知其无矣。又必不似今太康为久畋失国，何则。《离骚经》“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注言：太康不遵禹启之乐，而更作淫声，放纵情欲，以自娱乐，不顾患难，不谋后世，卒以失国。兄弟五人，家居闾巷，失尊位也。屈去古未远，犹见百篇全《书》，故述其亡由此。又必不似今昆弟五人人各赋一章，何则。《凯风》七子之诗，诗止四章，仍出一人手。《撝弁》，诸公刺幽王之诗，孔氏以为作诗者一人耳。言诸公，以作者在诸公之中，称诸公意以刺之，岂有篇名《五子之歌》，而遂五子排排作歌以应其名者乎。当是时，哀宗国之颠覆，痛社稷之沦亡，亲亲之爱五子皆然。而中有一人焉，发为诗歌，或情不自已，溢而为二章，为三章，亦可。而必如后代之分题授简，人限一诗者，恐无此事。纵五子尽娴文辞，杂然有作，而必如此歌之首尾相应从轻至甚者，亦恐无此事。或曰：《疏》亦以其一、其二是作歌之次，不必属长幼矣。予曰：篇明言“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非齐作乎。凡《疏》及蔡《传》曲为孔《书》解者，吾皆无取。

又按诗以时代而分，固已。然亦有不必分与分之实舛误者，莫若唐诗之初、盛、中、晚。钱牧斋尝有序言初、盛、中、晚盖创于宋季之严仪，而成于国初之高柄，承讹踵谬三百年于此矣。夫所谓初、盛、中、晚者，论其世也，论其人也。以人论世，张燕公曲，江世所称初唐宗匠也。燕公自岳州以后，诗章凄婉，传得江山之助，则燕公亦初亦盛。曲江自荆州已后，同调讽咏，尤多暮年之作，则曲江亦初亦盛。以燕公系初唐也，溯岳阳唱和之什，则孟浩然应亦盛亦初。以王右丞系盛唐也，詶夜竹亭之赠，同左掖梨花之咏，则钱起、皇甫冉应亦中亦盛。一人之身更历二时，将诗以人次耶。抑人以时降耶。愚谓牧斋犹文言之，请以质论之。张九龄卒于开元二十八年，孟浩然亦是年卒，而分初盛，何也。刘长卿开元二十一年进士，以《杜诗年谱》考之，所谓“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者，天宝五载。上溯其“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当在开元二十六年、二十七年。纵甫登第于是时，亦刘长卿之后辈矣。而分刘为中，何也。原其故，盖柄误认《中兴间气集》钱起、刘长卿等二十六人以为中唐。不知集《序》明言起自至德元载，终于大历末年，选此二十四年之诗。大历末固为中唐，然诗出于大历前者尚多，今亦未可强分。窃以集中如钱起、李嘉祐、皇甫冉、韩翃、郎士元、张继、皇甫曾，确知其天宝间进士者，当升为盛唐。集中惟孟云卿为盛唐，则以《箧中集》载其人，不知《箧中集》亦编次于乾元三年，较《中兴间气集》年数亦得其五之一。《箧中集》七人尽为盛唐，并孟云卿亦盛之。《中兴间气集》为中唐，并刘长卿亦中之。何其有幸不幸与。而不幸者能屈其终莫伸与。又柄断自大历至元和末为中唐，自开成至五季为晚唐。不知元和后尚有穆宗长庆四年，敬宗宝历二年，文宗太和九年，共十有五年，竟脱去不数。然则元、白何以长庆名其集，而杜牧、许浑辈又何登第于太和耶。舛陋寡稽，莫此为甚。善乎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敕曰：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此谓唐之进士也。唐进士尚云尔，况明之进士哉。

又按钱牧斋极诋近日钟谭所撰《诗归》，举其初唐朱仲晦《答王无功思故园见乡人问》诗，云出《朱子大全集》卷第四之首，注并载王无功原诗。钟批以为此人不凡。因思古人虽居村僻，皆有此等素友作乡人，其舛至此。亡友赵琳石寅亦举宋之问《梁宣王挽词》《鲁忠王挽词》有“存没贵忠良”句，钟批云：存不必言，说到没处，方知忠良关系。此武三思崇训父子，为太子重俊诛死者也。其不考至此，殆文出柄之下云。

又按吾友胡朏明读至此谓余，朱子原来生唐初，与王无功相酧答。抑知宋胡安定至南渡后尚未死，受业朱子之门乎。余问故。曰《宋·理宗本纪》淳祐六年诏朱熹门人胡安定、吕焘、蔡模并迪功郎，本州州学教授。此自姓胡名安定其人者。薛方山编集《通鉴》认作胡翼之，改曰“诏授朱熹门人胡瑗”云云，不大可笑乎。子尝诋三百年人，学殖荒陋至极，惟陋则妄矣。

又按朱子此诗云“我从铜川来，见子上京客”铜川见《隋·地理志》秀容县下，为今忻州。王无功之父宦游地。兄文中子所谓“铜川府君”者。人自属绛州龙门，为今河津县。其故园即《传》谓“乃还乡里，有田十六顷，在河渚间”是。岂铜川乎。以朱子博洽，追代隋、唐人语，犹不免开口便错，况魏晋间人追代三代以上人语者哉。

又按昆山吴乔先生，当代之善论诗者也。或问曰：初盛中晚之界如何。答曰：商、周、鲁之诗同在《颂》，文王、厉王之诗同在《大雅》，闵管蔡之《常棣》与刺幽王之《旻》、《宛》同在《小雅》，述后稷、公刘，与刺卫宣、郑庄之篇同在《国风》，不分时世，惟夫意之无邪，辞之温柔敦厚而已。如是以论唐诗，则初、盛、中、晚，不过严羽皮毛之见。不惟唐人选唐诗不序世次前后，即宋人之万首绝句，金人之鼓吹，犹不论也。高柄无识，不论神意，秪论皮毛，奉严羽之说以选品汇。又立正始、正宗、大家、名家，以致余响、旁流诸名目，贻毒李何，以成异物。品汇又多收景龙应制诗，立初唐高华典重之说。钱牧斋谓其人介乎两间，不可截然画断，是矣。犹未穷源，盖唐人作诗，随题成体，非有定体。沈、宋诸公七律之高华典重，以应制故然，非诸诗皆然，而可立为初唐之体也。如南宋两宫游宴，张抡、康与之辈小词，多颂圣德，祝升平，岂可谓为南宋词体邪。诗乃心声，心由境起，境不一则心亦不一。言心之辞，岂能尽出一途。是以宋之问《遇佳人》有“妒女犹怜镜中发，侍儿堪感路旁人”。徐安贞《闻筝》有“曲成虚忆青蛾敛，调急遥怜玉指寒”。杜审言《春日言怀》有“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大酺》有“梅花落处疑残雪，柳叶开时任好风”，沈佺期《迎春》有“林间觅草才生蕙，殿里争花并是梅”，《应制》有“山鸟初来犹怯啭，林花未发已偷新”。郭元振《寄人》有“才微易向风尘老，身贱难酧知己恩”。张说《幸望春宫》有“绕殿流莺凡几树，当蹊乱蝶许多丛”。苏颋《扈从鄠杜间》有“云山一一看皆美，竹树萧萧画不成”。诸公七律不多，而清新颖脱之句已尔，使如中晚之多，更何如邪。《大酺》《扈从》本是典重之题，而“梅花落处”、“云山一一”等犹自忍俊不禁，况他题而肯尽作“伐鼓撞钟惊海上，城上平临北斗悬”等语耶。刘得仁，晚唐也，《禁署早春》亦用应制之体。使大历、开成人，不作他诗只作应制诗，某保其无不高华典重者也。况景龙应制之诗虽多，而命意布格使事无不相同，则多人只一人，多篇只一篇，安可以一人一篇立体。诗既雷同，则与今世应酧俗学无异，何足贵哉。盛唐博大，沈雄亦然。孟浩然有“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张谓有“樱桃解结垂檐子，杨柳能低入户枝”，王湾有“月华照杵空随妾，风响传砧不到君”，万楚有“眉黛夺将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谁道五丝能续命，却令今日死君家”，子美之“却绕井栏添个个，偶经花蕊弄辉辉”，等不可枚举。皆是随题成体，不作死套子语。故诗必随题成体，而后台阁、山林、闺房、边塞、旅邸、道路、方外、青楼、处处有诗，子美备矣。太白已有所偏，余人之偏更甚。绝无只走一路者也。弘嘉瞎盛唐只走一路，学成空幹，生硬套子，不问何题一概用之，诗道遂成异物。七律盛唐极高，而篇数不多，未得尽态极妍，犹三百篇之正雅正风也。大历已多，开成后尤多，尽态极妍，犹变风变雅也。夫子存二变，而弘嘉人严摈大历、开成，识见高于圣人矣。或曰：君故护中晚，何耶。答曰：七百年来，学盛唐者，未见一人有成。大历、开成之诗，瑕瑜不掩，何须护得。至于瞎盛唐诗，老夫六十年前十五六岁时，脚夹笔曾敌数十辈。或又曰：三唐变而益下，何也。答曰：须于此中识其好处，而戒其不好处，方脱二李恶习，得有进步。《左传》一人所作，而前厚重后流丽，岂必前高于后乎。诗贵有生机一路，乃发于自心者也。三唐人诗各自用心，宁使体格少落，不屑袭前人残唾，是其好处。识此自眼方开。惟以为病必受瞎盛唐之惑，忠不可以常忠转为质文，春不可以常春转为夏秋，初唐不可以常初唐转为盛唐。盛唐独可以七八百年常为盛唐乎。活人有少、壮、老，土木偶人，千年如一日。

○第七十四

古人文字多用韵，不独《周易》《老子》为然。其与人面语，亦间以韵成文。“尧曰：咨尔舜”一段，“躬中穷终”韵协。《太誓》曰“我武惟扬，扬疆张光”，韵协，《墨子》引《太誓》之言于去发曰“恶乎君子，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惟我有周，受之大帝”，亦有韵之文。窃意当日舜亦以命禹，原未尝增减尧一字。而伪作《大禹谟》者，於呼禹之下增十三句，而至“天之历数在汝躬”增四句，而至“允执厥中”增九句，而至“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又溢以二句而止。不惟其辞之费，意之重，而于古人以韵成文之体，亦大不识之矣。至《墨子》所引以“恶乎君子，天有显德，其行甚章”窜入《泰誓》下篇首，以“为鉴不远，在彼殷王”六句倒置之窜入中篇中，又以“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二句为重出《伊训》《咸有一德》所用而灭去之，止留其后之语。反似《墨子》当日将古《泰誓》篇凡韵相协者采集成之，而后引之，而古人原未尝有以韵成文之体也。

按《墨子》原文“为鉴不远，在彼殷王”，下即系以殷王所谓四语。今《泰誓》既云“商王受力行无度”，又更端云“受罪浮于桀”，自不得用“为鉴不远，在彼殷王”。故遂易“殷王”为“夏王”，以作照应前面之辞。此其迁就之本怀云。

又按梅鹗幼龢又谓，古文《尚书》，东晋上者，较前伪《泰誓》引书加详，故遂乱本经。然。尚幸其有纰漏显然，以可指议者。如改“今失其行”为“今失厥道”，不与唐常方纲亡协，则昧经书用韵之体矣。离尧曰首节为三段，而增加其上，则非舜亦以命禹之文矣。正与余互相发。

又按梅氏鷟亦谓“尧曰：咨，尔舜”仅五句，《大禹谟》于五句上下辄益之，共三十三句。是在尧为寂寥乎短章，在舜为舂容乎大篇矣。亦可绝倒。又谓孔安国注《论语》“舜亦以命禹”，曰“舜亦以尧命己之辞命禹”，不言今见《大禹谟》。比此加详，则可证东晋时古文，非西汉时安国所见之古文决矣。又谓《集解》所引“孔曰”者，乃安国之手笔。举安国之手笔为证，则晋人将何辞以对。皆与余互相发。

又按《荀子》引《道经》四语，亦是以危、微、几之成韵。《论语》虽有周亲四语，以亲人人成韵。伪作《大禹谟》《泰誓》中者竟截去一半，间以“天视”、“天听”之语，亦系不识文有用韵处。

又按毛先舒稚黄曰：《易》小象尤属韵语，大略句末也字前一字率是韵。小象古本元不与爻相间，自相连属成文。中有一象自为韵者，如坤之初六象，凝与冰韵。六二象，方与光韵。有数象联为韵者，如需之六四、九五象，听与正韵。履之六三、九四、九五，上九象，明与行、与当、与刚、与行、与当、与庆韵。同人之九四、九五，上九象，克与则、与直、与克、与得韵。有通六象为韵者，则噬嗑之象，行与刚、与当、与光、与当、与明韵是也。三代韵书不传，此等最有资于考古。自后人以象傅爻，两相间隔，便乖古圣人谐声摛文之意。愚尝笑《诗》《书》无口，冤直难鸣。不独文义受人错解，并篇第任人移易。此殆其一事耳矣。

又按传记引《书》，有本非韵语，却被伪作者或增、或删、或窜改，以图与韵叶，若古人文实有如此协比其音者。又得数条，亦不可不察。增者何。《吕氏春秋》，《夏书》曰“天子之德，广运乃神，乃武乃文”，增“乃圣”二字于“乃神”上，皆四字句，以神与文叶。删者何。《荀子》，其在中岿之言也，曰，诸侯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删“得友者霸”二句，以王与亡叶。窜改者何。《礼记》，兑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改“兵”字为“戎”，以下与躬叶。此皆属其狡狯处。

又按顾氏《音学五书》言，文人言韵，莫先于陆机《文赋》。余谓《文心雕龙》，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代。《晋书·律历志》，魏武时河南杜夔精识音韵，为雅乐郎中令。二书虽一撰于梁，一撰于唐，要及魏武、杜夔之事，俱有韵字。知此学之兴，盖于汉建安中，不待张华论韵，何况士衡。故止可曰古无韵字，不得如顾氏云起晋宋以下也。

又按《音学五书》言，古诗无叶音。载陈第季立《序言》颇详，尚未及焦氏竑《笔乘》一段。余劝东海公补入，诺而未行。书已刊布，今补于此，亦大有裨益韵学云。《笔乘》曰，诗有古韵、今韵。古韵久不传，学者于《毛诗》《离骚》皆以今韵读之，其有不合，则强为之音，曰，此叶也。某意不然，如驺虞一虞也，既音牙，而叶葭与豝。又音五红反，而叶蓬与豵。好仇一仇也，既音求，而叶鸠与洲。又音渠之反，而叶逵。如此，则东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后。凡字皆无正呼，凡诗皆无正字矣。岂理也哉。如下，今在马押，而古皆作虎音。《击鼓》云“于林之下”，上韵为“爰居爰处”。《凯风》云“在浚之下”，下韵为“母氏劳苦”。《大雅·绵》“至于岐下”，上韵为“率西水浒”之类也。服，今在屋押，而古皆作迫音。《关雎》云“寤寐思服”，下韵“辗转反侧”。《候人》云“不称其服”，上韵为“不濡其翼”。《骚》经“非时俗之所服”，下韵为“依彭咸之遗则”。《大戴记》孝昭冠辞“始加昭明之元服”，下韵“崇积文武之宠德”之类也。降，今在绛押，而古皆作攻音。《草虫》云“我心则降”，下韵为“忧心忡忡”。《骚》经“惟庚寅吾以降”，上韵为“朕皇考曰伯庸”之类也。泽，今在陌押，而古皆作铎音。《无衣》云“与子同泽”，下韵为“与子偕作”。《郊特牲》“草木归其泽”，上韵为“水归其壑昆虫毋作”之类也。此等不可殚举，使非古韵而自以意叶之，则下何皆音虎，服何皆音迫，降何皆音攻，泽何皆音铎，而无一字作他音者耶。《离骚》汉魏，去诗人不远，故其用韵皆同。世儒徒以耳目所不逮，而凿空傅会，良可叹矣。予儿朗生五岁时方诵《国风》，问曰：然则“驺虞好仇”当作何音。某曰：葭与豝为一韵，蓬与豵为一韵，于“嗟乎驺虞”一句，自为余音，不必叶也。如“麟之趾”趾与子为韵，“麟之定”定与姓为韵。于“嗟麟兮”一句，亦不必叶也。《殷其雷》《黍离》《北门》章末语不入韵，皆此例也。《兔罝》，仇与逵同韵，盖逵古一音求。王粲《从军诗》“鸡鸣达四境，黍稷盈原畴，馆宅充廛里，士女满庄馗”，“馗”即逵，九交之道也。不知逵亦音求，而改仇为渠之反，以叶之，迁就之，曲说也。愚按，惟逵古音求，说非是。盖逵虽亦作馗，不比馗有二音，止音葵。经文未尝作馗，岂容读入尤韵。毛氏先舒引《汉书》，赵幽王歌为“王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云仇可与之叶，自亦可与逵叶。证朱子音为独得也。

又按人皆言今之韵书多沈约吴音，真属奇冤。约《四声》一卷唐已不传，取士一以陆法言《切韵》五卷为准。今之韵书，其部之并，则平水刘渊本也。其字之省，则景祐《礼部韵略》本也。而酌古沿今，折衷于南北之音者，则陆法言所撰本也。人坐不读陆法言《序》耳，读之自晓。善乎，冯氏班有言，韵书定于陆法言，广于孙愐。法言《序》云，与仪同刘臻等夜集，论南北取韵不同。曰，我辈数人定则定矣。遂把笔记之，洛下为天下之中，南北音词于此取正。永嘉南渡，洛中君子多在金陵，故音词之正，天下惟有金陵洛下也。然金陵杂吴语，其音轻。洛下染北音，其音浊。当法言定韵之夕，如薛道衡，北人也，颜之推，南人也，当时已自参合南北而后定之。故韵非南音也。今人但知沈休文是吴兴人耳，抑尚有未尽者。当开皇初，刘臻等八人同诣法言门宿，夜永酒阑，商榷韵事。不独薛道衡北也，魏渊、卢思道、李若、辛德源皆北人。不独颜之推南也，刘臻、萧该皆南人。法言亦魏郡临漳人。《序》云，萧颜多所决定。盖萧该撰《汉书》及《文选》音，颜之推《家训》有音辞之篇，并深于小学者。魏著作渊谓我辈数人定则定矣。盖此八人乃极天下文人之选，一席千载，各各自任。是以进书于朝，则抱赏归家。人皆称叹，流传于后。则唐以施场屋，号官韵。宋以例九经，令刊行，其重如此。岂若约独得胸襟，空矜入神，梁天子竟不遵用者哉。又人皆言约实创始，曾无先觉，亦缘过信其《谢灵运传论》，遂尔上掩周颙之美，下来陆厥之攻。英雄欺人，诚亦有之。沄舌蛮音，嘻。其甚矣。

又按韵兴于汉建安，及齐梁间韵之变凡有二。前此止论五音，后方有四声。何谓五音。魏左校令李登作《声类》，晋吕静放登之法作《韵集》五卷，使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后魏崔光依宫、商、角、徵、羽本音为《五韵诗》，以赠李彪。隋潘徽所谓李登《声类》、吕静《韵集》，始判清浊，才分宫羽者也。何谓四声。《南史·陆厥传》，永明末，盛为文章，沈约、谢朓、王融以气类相推毂，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周颙传》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沈约传》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四声实始于此。不然，有韵而即有四声。自梁天监上溯建安，且三百有余载矣，何武帝尚问周舍以何谓四声哉。盖此事初起，不独人莫之信，如钟嵘言平、上、去、入，余病未能即已，亦未尝遵用，约论四声，妙有诠辩，而诸赋往往与声韵乖是也。

又按，呜呼，始为叶音之说者，谁欤。其亦可谓之不识字也矣。字有古音，以今音绳之，祗觉其扞格不合。犹语有北音，以南音绳之，扞格犹故也。人知南北之音系乎地，不知古今之音系乎时。地隔数十百里，音即变易，而谓时历数千百载，音犹一律，尚得谓之通人乎哉。曷始乎。始则自后周，有沈重者，音《毛诗》，于“南”字下曰协句，宜乃林反。陆德明从而和之。籀于《汉》，善于《选》，亦各曰合韵、协韵。自时厥后，滔滔不返。朱子作传注，益习为固然，几无一不可叶者。音之亡，久矣。天牖其衷，音学复明，发端于明之焦氏、陈氏，大备于近日柴氏、毛氏、顾氏之书。试取所未及者言之，《谷梁传》云，吴谓善伊谓稻缓。今吴人无此音也。《唐韵》云，韩灭，子孙分散，江淮间音以韩为何字，随音变，遂为何氏。今江淮间无此音也。《吕氏春秋》云，君呿而不全，所言者莒也。高诱《注》，呿开，全闭。颜之推谓，北人之音多以举莒为矩，惟李季节云，齐桓公与管仲于台上谋伐莒，东郭牙望桓公口开而不闭，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则，莒矩必不同呼，此为知音矣。及予与莒州人遇，叩其乡贯，呼莒为俱雨切不为居许切，则音之变也。然犹可诿曰，此方言也。请证以《离骚》，洪兴祖本于“多艰夕替”之下，引徐铉曰，古之字音多与今异，如皂亦音香，乃亦音仍，盖古今失传，不可详究。如艰与替之类，亦应叶，但失其传耳。予谓此即古音也。然又可诿曰，《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更证以三百篇，三百篇“风”字凡六见，皆在侵韵内。今吾乡山西人读风犹作方愔反，不作方戎反，正颜之推所谓北方其辞多古语是也。予独怪朱子于《九歌·国殇》“雄”与“凌”韵云，今闽人有谓雄为形者，正古之遗声。夫既知为古之遗声，不因以悟其余，而仍于其下注曰雄叶音形，抑独何哉。

又按《汉书·东方朔传》，郭舍人即妄为谐语曰。师古《注》，谐者，和韵之言也。亦可证尔时无韵字。

又按陆德明《经典释文》，于《士冠礼》祝辞三“服”字皆云，服叶蒲北反。二“福”字皆云，福叶笔勒反。独三“德”字为正音。不知皆古正音也。服与福音变，而德音不曾变也。使非音变，服原音馥。周公当日既以此字为韵首，自以此为主，当叶下德字，读入一屋韵内。不当以第二韵德字为主，反预叶上服字，音匐，入二十五德韵，以就之矣。此固情理易晓，古今人所同然者。何陆氏误至此。缘未有以焦氏《笔乘》等议论告之耳。亦所谓恨古人不见我。

又按初读《尚书释文》，见《书序》“共”字云：王，已勇反。《皋陶谟》“严”字云：马，鱼检反。《益稷》“絺”字云：郑，陟里反。马、郑、王三家已俱有反语，疑不始自孙叔然。颜之推、张守节语并误。既读《崇文总目》云：德明以南北异区，音读罕同，乃集诸家之读九经、《论语》《尔雅》《老》《庄》者，皆著其翻语，以增损之。是三家反语，德明代作，非三家本实然。颜、张初不误，然《仪礼·士昏礼》记注“用昕使者，用昏婿也”，婿，悉计反，从士从胥，俗作婿，女之夫。郑作反语有此一条。

○第七十五

古人字多假借，某当读为某，其类弗可悉数。第以四子书证之。有以形相近而读者，素隐之为索隐。有以声相近而读者，既禀之为饩禀。有以形声俱相近而读者，亲民之为新民。有形既不同、声亦各异，徒以其义当读作某者，命也之命，郑氏以为慢，程子以为怠，是也。安国壁中《书》原有《旅獒》篇，马融、郑康成亲从讲习，知旅獒不得读以本字，故注《书序》，马云作豪，酋豪也。郑云，獒读曰豪，西戎无君，名强大有政者为酋豪，国人遣其酋豪来献，见于周。盖从篇中文与义定之也。伪作此篇者，止见《书序》有“旅獒”字，遂当以《左传》公嗾夫獒焉。《尔雅》，狗四尺为獒之獒。若似马、郑为不识字也者。窃惟马、郑两大儒，其理明义精之学，或不如后代，而博物洽闻，迥非后代所能仿佛。岂并“獒”字亦不识乎。亦待之太薄矣。

按《书序》“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孔颖达《疏》上“旅”是国名，下“旅”训为陈。二“旅”字同而义异。孔《传》所谓因獒而陈道义是也。此从下文“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例出。而蔡《传》竟解作国名，亦可谓字并不识矣。

又按，旅者，陈也。因獒而陈道义。此自史臣所命篇名，非当日太保胸中有此二字以训戒王。二十八篇之《书》，有整取篇中字面以名，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之类。有割取篇中字面以名，如《甘誓》《牧誓》之类。皆篇成以后事。今乃云“太保乃作《旅獒》，用训于王”，分明是既有篇名，后按篇名以作书，故不觉无意漏出。或曰“惟克商”以下，书之本序“太保乃作”云云，亦史臣为之辞耳。余曰：然则，《召诰》“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不曾有“召诰”字。《吕刑》“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不曾云作《吕刑》以诘四方。何独古文直骂题出论至此。而人犹未悟，则惟《三国志注》有一譬，曰，若不见亮，正使刳心著地，与数斤肉相似。

又按《国语》仲尼在陈一篇，正《旅獒》之蓝本。但自“昔武在克商”至“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无忘服也”，皆孔子语。今割“昔武王克商”二句为《序》，以“分同姓异姓”入召公口中，亦所谓叙议错杂者也。《国语》指肃慎氏贡楛矢。肃慎，《内传》称为周北土，《书序》为东夷，韦昭则曰东北夷之国。予案之其地，即今宁古塔，谓东者是也。今窜为“西旅献獒”，又所谓东西莫辨者矣。予留京师久，遇有从宁古塔来者，询其风土，云东去一千里曰混同江。江边有榆树、松树，枝既枯，堕入江，为波浪所激荡，不知几何年，化为石，可取以为箭镞。榆化者上，松次之。西南去六百里曰长白山。山巅之阴及黑松林遍生楛木，可取以为矢。质坚而直，不为燥湿所移。又有鸟曰海东青，即隼也。予固请，得一石砮以归。因叹《禹贡》纪山川，而不纪风俗。纪物产，而不纪人才。以山川物产亘千年而不变者，验诸人言犹然。然则《国语》既凿可信，而窜为《旅獒》文者，何为也哉。

又按《汉书·赵充国传》，注孟康曰：豪，帅长也。《传》中先零豪名封煎，罕开豪名靡当儿。又有大豪、中豪、下豪之别。乃知羌戎称豪，讫汉犹然。

又按姚际恒立方曰：蔡氏解“西旅贡獒”，召公以为非所宜受，作训以戒王。窃以前此驱虎、豹、犀、象而远之，此反有取于一獒，恐无是理。《武成》篇既言归马矣，此又虑其畜马而谆戒何耶。獒当如马、郑二家作豪解，尚可。

○第七十六

文有以譬喻出之，而理愈显，而事愈著，而意味愈深。永若改而正言，则反索然。试一指陈，诚有不能掩其改之迹者。《论语》“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此譬喻文也，今明明改之曰“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犹以《论语》出于《旅獒》可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其犹”即譬如也，今明明改之曰“不学墙面”，犹以《论语》为出于《周官》可乎。“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有“草上之风，必偃”，而取譬意方见，今改而截其半曰“尔惟风，下民惟草”。将成王为好作歇后之语，而令君陈猜测之乎。抑可乎。不惟此也。譬如“为山”出于《旅獒》，譬如平地又出何书乎。“君子德风，小人德草”，出于《君陈》。而“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势又必出《君牙》，“尔身克正，罔敢弗正”将夫子为不能自吐一语之人乎。而必古文之是袭也，亦待之太薄矣。

按余尝谓《左传》左氏作，非左丘明。盖左氏六国时人，习闻阙里遗言而乐称之。故每于孔子前人，不觉以《易》《论语》之文散入其口中。此自是其文之所至，非当日本然也。如襄九年，穆姜举元体之长也。已先文言有之，岂孔子袭穆姜乃撰穆姜语者。用孔子耳而代之，后先事之虚实有不暇顾。故曰，左之失诬。或者犹以欧阳公言为据。余请更以事征之。千古圣人，莫过孔子。孔子所著书，莫如《论语》。《论语》言学莫大于仁，言仁莫精于《颜渊》《仲弓问》两章。据昭十二年，则“克己复礼，仁也”，为古志之语。据僖三十三年，则“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为臼季所闻。皆先《论语》有之。岂孔子于二子定规规然取陈言以应之乎。必不尔也。要在一反转观之而诬自见。窃谓能移此法以读古文，则亦可无惑于《论语》矣。

又按梅氏鷟亦谓“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不特攘诸《论语》，抑且攘《孟子》“掘井九轫”。“九仞”二字，余谓掘井可以九仞言，而为山不可以九仞言。观《荀子》一书，于山皆曰百仞，于渊、于谷亦曰百仞，惟墙曰数仞，木曰十仞。下字细密如此，岂似古文之呆且妄与。

又按梅氏鷟谓《中庸》“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古文以“若”代“辟如”，以“升”代“登”可也。而以“陟”代“行”，则不可。何则。《书》“汝陟帝位”，《诗》“陟彼崔嵬”，凡陟皆升高之义，无有用在遐字上者。窃以此亦殊不然，今文《立政》篇“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非陟遐之一注脚乎。古人用字却又不尽拘拘。

又按《汉书·叙传》云，“我德如风，民应如丱”，不曰“民德”，曰“民应”。“应”字内含有草随风偃之意。且固自以身在《论语》后引《论语》，可不备。若《君陈》欲作成王语，岂容如是。

又按，甚矣，左之失诬也，而《外传》尤甚。如《曹风·候人》之诗“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刺共公也。共公二十一年，为《内传》鲁僖二十八年，晋侯入曹，数其乘轩者，三百人也。正与诗合。若前此六年为共公十五年，纵是诗已有，安得甫脱于曹风人之手，而辄远述于楚成王之口。向其臣曰曹诗彼己之子，不遂其媾乎。诬莫甚于此，又何尤乎穆姜。

○第七十七

余向谓《史记》多古文说，今异者不过字句间尔。今且有显然出太史公手，标举书目，其辞至二十八字为安国《书》所未载。将太史公所从问，乃另一棘下生子安国，而安国所授本，非复此二十五篇也，然后可。《河渠书》首引《夏书》曰“禹抑鸿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余谓“禹抑鸿水”与《孟子》合。“十三年”与今文作“十有三载乃同”合。“过家不入门”与《孟子》及今文“启呱呱而泣，予弗子”合。“陆行载车”以下，又与《尸子》及今文“予乘四载”合。其事事有根据，非苟作如此。魏晋间人，竟以世所童而习之之书，书且开卷便见忘其采用，岂非天夺之鉴、褫其魄与。吾今日以口实也哉。

或问：子以“禹抑鸿水”，魏晋间人忘其采用，若采用，当入何篇。余曰：其《大禹谟》乎。或问：《大禹谟》在真安国《书》为《虞夏书》，即假安国亦名《虞书》，何居而以《夏书》入《大禹谟》也。余曰：以《左传》例之，盖可入也。文十八年三引《虞书》，文皆在今《舜典》。僖二十七年一引《夏书》，文在今《益稷》。其引逸《夏书》者，十有四，一未采用，二入《五子之歌》，二入《胤征》，余则尽入《大禹谟》。故以《夏书》入《大禹谟》以下篇者，准僖二十七年例也，非无稽也。或曰：子于伪古文《尚书》学推见至隐，如此得无亦劳而罔益乎。予不觉失笑。

按《夏本纪》称禹为人“敏给克勤”。“克勤”二字为《大禹谟》所采。尚有二语甚精，曰“声为律，身为度”，未经用。予曾戏以《荀子》“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隐栝为“惟圣尽伦，惟王尽制”，以语一酷信古文者，云此古逸《书》，其人欣相赏，叩出何书。而不悟其为君无口为汉辅之类也。

又按除太史公引逸《夏书》外，《商君传》赵良引《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蔡泽传》引《书》曰“成功之下，不可久处”。此皆在秦未燔书之前。意所引出全书百篇中，其标名出引《周书》者，则《楚世家》“欲起无先”，《苏秦传》“绵绵不绝，蔓蔓奈何，毫厘不伐，将用斧柯”，《蒙恬传》“必参而伍之”，《主父偃传》“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货殖传》“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以《周书》七十篇按之，“绵绵不绝”，《和寤解》也，“存亡在所用”，《王佩解》也。意“欲起无先”至“农不出”等语，亦出七十篇内，但今已亡缺十有一篇，不复可考见云。

○第七十八

余向谓《说文》皆古文，今异者亦只字句间。然从其异处论之已，觉义理长，非安国《书》可比。今且有安国所不载辞至多，其必出贾侍中所授二十四篇也可知。故除名标逸《周书》者不录，录《虞书》焉、《商书》焉、《周书》焉、《尚书》及《书》焉。《虞书》曰“仁闵覆下，则称旻天”，《虞书》又曰“怨匹曰逑”。《商书》曰“以相陵懱”。《周书》曰“宫中之冗食，读若《周书》，若药不眄眩”，《周书》曰“戋戋巧言”、《周书》曰“来就惎惎”，《周书》曰“豲有爪而不敢以撅”，《周书》曰“王出涘”，《周书》曰“伯褵”，《周书》曰“师乃搯”，《周书》曰“孜孜无怠”，《周书》曰“惟緢有稽”。《尚书》曰“<囗歝々升云，半有半无”，《书》曰“竹箭如榗”。右皆魏晋间忘其采用者，而宋洪迈反疑之为不可晓。善夫，徐铉进《说文表》云：大抵此书务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违古。予谓贾许所授受，古也。魏晋间出，今也。徇今而违古，洪氏之见也。援古以正今，予之见也。噫，果孰谓古今人不相及也。

按伏生今文以下，王肃、郑康成古文以上，统名《虞夏书》，无别而称之者。兹《说文》于引今《尧典》《舜典》《皋陶谟》《益稷》之文，皆曰《虞书》。于引《禹贡》《甘誓》之文，皆曰《夏书》。固魏晋间本之所由分乎。唯于今《舜典》“五品不郤”作《唐书》，与《大传》说《尧典》谓之《唐传》同。四引《洪范》皆曰《商书》，与左氏《传》同，却与贾氏所奏异。岂慎也自乱其例与。抑有误。

又按“仁闵覆下，则称旻天”，《毛诗传》并同。尝意《孟子》“号泣于旻天”出古《舜典》，则此亦应为其文。“怨匹曰逑”与桓二年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同，凡左氏“古之命也”皆古有是言，其即指《虞书》可知。伯褵“重今《冏命》”，盖郑、孔各有一《冏命》，故其称名同，唯字别。“孜孜无怠”出伪《泰誓》，说见第三卷。“王出涘”，亦《泰誓》，见《周颂笺疏》。“豲有爪而不敢以撅”出《周书》。周祝解《说文》脱逸字，兹偶因仍未及削正云。

又按向以东京古文盛行，推功于逵。更以《帝纪》参之，章帝建初八年诏曰：其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安帝延光二年诏选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书》《毛诗》《谷梁春秋》各一人。灵帝光和三年诏举能通《尚书》〔顾宁人曰《尚书》上脱古文二字〕。《毛诗》《左氏》《谷梁春秋》各一人。《儒林传》云：《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其盛心如是，故当时古文《尚书》几炳如日星，目所共睹。慎从逵受，具载撰著，得以上献阙廷，不以为讳。若西京末，以《尚书》为备而古文旧书猥以不诵绝之者，何啻莛楹。学固有幸、不幸如是。逮献帝建安中，士燮在交趾，《尚书》兼通古今，大义详备。袁徽与尚书令荀彧书曰：闻京师古今之学是非忿争，燮欲条《尚书长义》上之。又以见尔时不独一郑氏家法，且广为讲肄，徒众盛甚。奈何未及五纪，王肃既薨，辄星驰电逝，埃灭无闻。令人回思，莫审厥由。既读王荆公论秦焚坑之祸曰：而于是时，始变古为隶，盖天之丧斯文也。不然，则秦何力之能为。余亦谓盖天之丧古文《书》也，不然，则汉曷尝不力焉。此所以每仰视而不禁闵惜嗟痛也。

又按上悼古文二十四篇不传，由于汉魏。后陈第季立则以古文全经不传，由秦汉间。一归诸天，一责诸人。因并录其辞云，曰：夫《书》之不全，皆委之秦火矣。按《秦本纪》，始皇三十四年令烧天下诗、书、百家语。越三年，始皇崩。又越三年，二世灭。越五年，汉高即皇帝位。焚书之年岁戊子，汉高即位岁己亥，相去十二年耳。张苍，秦柱下史。叔孙通、伏胜、高堂伯，秦之博士。郦食其、陆贾、申公、楚元王辈，皆秦儒生，岂以十二年之间，遂至一废扫地。庄子云，《诗》《书》《礼》《乐》，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孟子、荀卿述王道，论《诗》《书》，其及门弟子往往散处列国。战国去秦何几，一经焰火，遂尔澌灭，何也。岂秦及战国功利之习，浃人肤髓，而士生其时，惟学从横长短攻战之术与。夫尊秦礼仪之制，而《尚书》古经无复有读之者耶。或曰：汉高虽兴，挟书之律未除，咸畏而莫敢出。然伏生教于齐鲁之间，兵初定也。至史称高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此时去秦逾近，其徒最众，岂所讲诵者，都非《尚书》古文耶。不然，何泯泯也。其故不可知也。汉武行幸河东，尝亡书三箧。诏问，莫能知。唯张安世识之，具作其事，后购求得书，以相校，无所遗失。秦汉之际，遂无若人，可悲也哉。

又按梅氏鷟信伏生有壁藏《书》之事，不信孔氏。虽与史传不合，亦颇妙。其辞曰：今夫人情贮物于椟，犹不忘时加展省。矧以土亲圣经，弃置如遗，茫然弗觉，岂理也哉。又曰：孝文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可征，诏使晁错往受《书》。其所以尊荣之者，至矣。假令先圣之裔，有能藏经屋壁，取经以进，吾不知帝宜何如尊崇之，显荣之。乃孔氏之门，卒无一人焉，肯出其藏，以应帝之求者，何哉。且距藏《书》，初才三十五六年。当时，妻子奚奴目击其事者尚存，何不聚族而谋，曰，爱经之主不世出，顷蒙主上尊荣伏生至此，吾家经籍道兴之日也。壁经不发，则与暴秦焚书同归卒就灭亡。奚贵于藏哉，内愧本心，上负圣主，吾不忍为也。今不见有一人，不闻有一言，盖其先实无所藏，故其后亦不知所发。其先实不目击斯事，故其后亦寂无言及斯事者。岂不较然明著也哉。余谓藏书有二说，《家语》作孔襄，《东观汉记》作孔鲋。鲋为陈涉博士，持孔子礼器以归者，孔鲋近是。鲋卒与陈王俱死，死之后，藏书遂无传焉。容事理之所有者。

○第七十九

余向谓引古有例，古人必不自乱其例。如“《书》云”下，不得自为语气。《论语》“孝乎惟孝”是也，书属议论，必不认为叙事。与或妄增其后其前。《孟子》“一人衡行于天下”，“有攸不为臣”二处是也。今更论之，引书者，必以书辞不甚明，方从下诠释，一层未已，复进一层。若本辞已明，其事实尽胪陈于前，闻者自了，引者奈何复屋下架屋乎。兹且见《大禹谟》之于左氏矣。左氏文七年郤缺引《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书辞”止此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释《书》辞如此，伪作《大禹谟》者，将援“戒之用休”三语，自不得如缺作释辞，又恐九歌终未明也，遂倒装于前，曰：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云云。此在寻常《书》篇亦无不可，特与左氏引古例不合耳。或曰：据子言，《夏书》仅“戒之用休”三语，终竟不知九歌何指矣。余曰：奚有于是，“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大史克以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当之，未全。至孟子始释以父子有亲等。作《虞书》者，岂料后有孟子代为我释也哉。盖当作《虞书》时，五典字面。作《夏书》时，九歌字面，人所通晓，无烦注明。下及郤缺、孟子时，便不得不费辞。亦所谓周公而下其说长。曾谓作《夏书》者，置身三代首，而即如后代之饶舌哉。

按《周礼》，大司乐职九德之歌。郑司农以《春秋传》六府三事一段注之。始明作《周礼》者，不顾也，足征彼时其乐见存，人所共晓云。郑司农引《春秋传》不依却缺次第，乃倒次其文，曰，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六府三事谓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与《大禹谟》同。又足征注《书》者与作伪者，其迁就之情颇相似。

又按姚际恒立方曰：凡《左传》文，皆顺释于后者，兹皆逆释于前。又藏却六府三事字面，别出于下文帝舜口中。至原有“义而行之，谓之得礼”，亦系释《书》辞，竟忘着落。且“戒之用休”三句，文固联贯，而义自为三，据此既将九歌之义层层逆释，下即当接以“劝之以九歌”一句，方直捷。不得又照逸《书》原辞将“戒之用休”二句别自二义者，夹于中间，使九歌之义上下隔越，悉欠文理也。又曰：使《书》辞果有水、火、金、木、土、谷等句，左氏不当屑屑释之矣。可不辨自明。

又按《汉·艺文志》，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近日有人援此，以表章为古《乐经》与《礼经》并配，亦小有致。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末篇曰窦公即载斯事，惜不传。予独叹南齐时，雍州有盗发楚王冢，获科斗书《考工记》。说者以证《考工记》非先秦人所作。则魏文侯当六国初，已宝爱大司乐章，谓其为六国阴谋之书者，顾足与深辨与。

又按吾友王弘撰无异述其乡先生韩恭简之言告予：天下不治，由圣人不生。圣人不生，由元气不复。元气不复，由大乐不作。大乐作则元气复，元气复则圣人生，圣人生则天下治。予服为一代伟论。因谓功成作乐，大乐不作亦由天下不治。天下治则大乐作。四者如环无端，此上古之世长治而不卒衰也，盛哉。

又按《晋书》，张华问李密：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与语，故得简。大雅诰与凡人言宜碎。孔明与言者，无己敌，言教是以碎耳。此与陈寿议并同。予著《疏证》，亦知有言碎之病。非卑视人，实置己未高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