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国家兴衰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5）

与沙皇俄国追逐大海的路径相同，“百分比协议”和苏南冲突后，苏联认识到进入地中海无望，便将其进攻的目标转向中亚。1945年12月15～16日，苏联支持在伊朗的库尔德人建立“库尔德人民政府”，在伊朗苏占区成立了“阿塞拜疆民族政府”，并阻止前去镇压的伊朗政府军。美英两国以苏联违背1942年美、英、苏为保护其战略交通线派军进驻伊朗时所达成的战后6个月撤出伊朗的承诺，对苏联施加巨大的舆论压力，并迫使苏联于1946年4月4日与伊朗达成协定并被迫撤军，伊朗政府军队于1946年年底迅速镇压了这两场在苏联支持下的独立运动。[17]斯大林的这次行动只不过是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俄罗斯国家为进入印度洋而分别与英国和美国在阿富汗较量的试探，不同的只是斯大林在中亚的这次试探步子更小、更为谨慎罢了。

与沙俄时期一样，中亚的失败使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再次将出海目标锁定在远东。此时与苏联出海口有关系的中国和朝鲜正处于内战之中。苏联经过美国、英国及蒋介石政府认可后获得了在中国辽东半岛的旅顺港驻军的权利，[18]蒋介石政府的随后倒台以及新中国对苏联在中长铁路[19]管理和旅顺港驻军等权利的收回，迫使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再次重复了沙皇尼古拉二世——但比尼古拉二世更为谨慎——的进军朝鲜半岛的路径，即支持朝鲜北方政权的统一战争。不料战争双方在朝鲜半岛三八线附近停战的结果，又使斯大林从朝鲜半岛借中朝之手获得出海口的目标化为泡影。好在不是苏联直接参战，但这次发生在朝鲜半岛的近三年的战争尽管没有伤着苏联的元气，却伤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底气，苏联从此失去了对中国东三省的实际控制力，这使苏联通过蒙古独立而获得的对华地缘战略优势大为贬值。

与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远东失败后又调头南欧巴尔干的路径一样，苏联在朝鲜半岛“失手”后又调头转向南欧，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政府在与南斯拉夫和解后又于1956年出兵平息了波兰和匈牙利试图摆脱苏联的运动。勃列日涅夫政府上台后，于1968年直接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了那里的“自由化”运动。随之而来的是在美国深陷越南期间，勃列日列夫政府向美国的世界霸权“叫板”，为冲刺印度洋而全面布阵。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并随之深陷其泥潭，并由此一蹶不振。1985年，戈尔巴乔夫政府上台，但这时的苏联已处于山雨欲来的前夕，尽管戈尔巴乔夫试图收缩已被勃列日涅夫绷得很紧且远超出极限的国力“皮筋”，但因操作过急，直接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经济上的“休克”计划、“百天”改革计划一个比一个激进，最终导致了1991年底苏联的解体，解体的起始起点恰好又回归到波罗的海三国。有意思的是，与沙皇帝国从1905年远东战败到1918年解体的时间一样，从阿富汗战争到苏联解体，相距时间也是13年。这如果不是历史的巧合，那就是规律的显现。

望洋兴叹，似乎就是俄罗斯国家的命运。苏联为了打通海上目标而开展的上述“波罗的海三国→中东欧→巴尔干→中亚→东北亚→巴尔干→中东欧→波罗的海三国”折冲路径，与沙皇时代既相同又不同。相同的是：它们始终都没有实现打通出海口的目的；不同的是：沙皇用了近200年的时间以流血战争的方式走完了兴衰周期，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它更多地是在谈判桌上完成的。[20]不管形式如何不同，但两次帝国兴衰的路径却是有规律可循，甚至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也正好说明这条不变的弧线（从波罗的海东岸经中东欧南到巴尔干、中亚，再东驰东北亚），同时也是俄罗斯国家扩张能力极限所在，而在这条线上的任何一个节点，都是俄罗斯国家的“命门”所在。

五  俄罗斯国家的兴衰规律对中国的影响

俄罗斯国家与中国的真正关系缘起于俄国自17世纪以来的三百多年间的向远东扩张。其特点是由西向南继而向东扩张，其所受到的阻力依次递减。向远东扩张面临的阻力是最小的，因而其速度也最快。这是由于西伯利亚地区不宜于农耕的自然条件使这一地区空旷人稀，加之北冰洋的不利于人生存的高寒条件，又使俄罗斯避免了其他国家——比如、法国、中国、美国等都不得不面对的南北夹击的安全压力；如果考虑当时以中国为代表的农业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衰落这一因素，已进入工业文明的俄罗斯人的扩张在远东获得了远比欧洲英法扩张更为广阔的陆地空间：俄罗斯在不到二百年的时间内成为了世界上陆地版图最大的国家，这与已进入工业文明的英国人向东方扩张使其成为世界海上领土最多国家的道理一样。

受这种世纪性的东方征服影响最大的是农业文明发展程度较高的几个东方大国。大概由于中国处于欧亚大陆东方尽头的缘故，再加上中国人特殊的哲学天赋，中华帝国有幸成为这种农业文明衰落进程中继埃及、印度之后最后倒下因而也是持续时间最久的文明古国。与埃及、印度不同的是，这次倒下的农业文明大国中，只有中国主要是靠自己的力量保住了作为大国的基本版图。黑格尔注意到这一点，他在对四大文明古国比较后说：“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末，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21]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安全环境也曾有过相当不错的记录。当人类处于没有蒸汽动力因而还不能征服大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并无南顾之忧。但当人类历史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并因此征服了大海之后，曾经让中国人最放心的南方反成了其领导者最忧心的地方，沙俄东进来到远东后，中国就开始面临着南北夹击的安全形势，这种形势迫使中国不能全力以赴应对来自北陆俄国和来自南方海上（西方国家主要在海上进军远东）对中国的威胁。这从南北两个方向都给中国带来安全的压力，甚至在19世纪末[22]以及20世纪40年代末曾险些造成中国以长江为界的南北分裂，只是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才使这些分裂中国的图谋没有得逞。但中国毕竟遇到了更为强大的国家从南北两向施加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与俄罗斯人的命运相似，中国人保住了自己的基本国土，但同时也失去了曾经含括东亚大陆的中华大帝国。

中华帝国在西方列强南北冲击下的解体使中国南北两面被剥离出大片破碎小国。在南方就是从缅甸到越南的那些位于中南半岛的国家脱离中华帝国转而落入西方海上殖民帝国主义列强之手；在北方除大片中国领土为俄国直接占领外，还出现了包括外蒙古在内的一系列小国独立。蒙古的独立是对中国安全负面影响最大的一着：它从中国正北方部位深深切入，俄国人直进可直逼中国首都北京，通过中长铁路可直插辽东半岛，控制旅顺基地。考虑到太平洋战争结束后苏联在中国新疆和东北已有相当的控制力，在此条件下，从蒙古侧击两翼则随时可促成中国东北和新疆从“民族区域自治”滑向变相“独立”。斯大林肯定明白，要想得到中国的旅顺基地，就必须保证西伯利亚铁路的安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控制中国塞北或长江以北，而蒙古独立则是达到上述目的的关键步骤。

然而，在逻辑与力量间建立合适的比例关系，即使是对斯大林这样的大政治家来说也是一个极难把握的问题。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政府促使中国参战，而参战的结果却使曾搬起“雅尔塔”石头砸向中国的苏联与美国一道遭到了中国胜利的反弹：战争结束后，美国退到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南，苏联也由此失去了对中国东北的实际控制。斯大林去世后，中国东北地区也彻底摆脱了苏联的影响。如果再考虑到兰州至新疆的铁路线建成后中国对新疆控制力的加深这一因素，由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政府促成的蒙古的独立对中国造成的上述负面影响已大为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