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国家兴衰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6）

“抗美援朝”战争后，中国的实际控制力全面北进直达黑龙江，这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地缘政治条件及由此形成的安全环境。这一成就使得中国力量自20世纪20年代北伐战争之后再次大幅扩展。但是值得说明的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不仅有赖于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高超的战略谋划，还有赖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善战。同时，在地缘政治上，也有日本衰落后中国东北地区离苏联的欧洲中心过于遥远，又离美国海上战略利益线遥远，因而美国不愿投入过多力量等多种原因。如果联系起20世纪30～40年代初日本成功将苏联逼退东北亚、1939年日本在蒙古边界诺门坎对苏联作战的惨败以及1969年3月中国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的胜利和1969年8月中国军队在新疆铁列克堤的失利，我们又可以发现，苏联在远东地区，具体说就是西伯利亚地区的控制力是由西向东逐步递减的。但苏联这种由西向东逐次递减并表现出（在远东）的脆弱性，又由中国从东到西控制力逐次递减（直至中国的新疆地区）的特性得到了补偿。斯大林认识到这一点，并因此选择蒙古而不是东北达到了从中国北方蒙古独立的目的。这一近乎物理力学的原因使得历史上的俄罗斯国家宁可让其重心在东部的中国控制新疆­——比如支持中国清朝时期的左宗棠消灭为患十年阿古柏伪政权——也不能让伊斯兰地方势力集团在此地区结成政治板块。这也就是历史上“藏独”、“疆独”等分裂中国的势力从来没有在中国境内成功过的重要原因。

最后，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俄罗斯国家与中国这种东西两极力量对应性递减的势能在中间地带会有一定的中和。也就是说，在俄罗斯国家力量强势时，这一地区的中间力量（比如蒙古等）就会对其南方的中国形成一定的压力；相反，在俄罗斯国家力量衰落后，这些中间力量为了自己的安全，它即使没有也会自己主动退出中间地带，使之成为与远东大国的缓冲地带。比如，1920年4月6日，苏俄在中西伯利亚成立的“远东共和国”就是主动与远东暂时隔离的防御性措施。在中苏友好期间以及苏联解体后，不仅蒙古，而且目前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中亚五国都是俄罗斯在衰落的时期主动在俄中两国间推出的缓冲地带。

[①]鉴于俄罗斯民族在历史上经历了沙俄帝国、俄罗斯工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1917年1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1917年7月，有时简称“苏俄”或“苏维埃俄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922年12月30日，简称“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联邦诸种国家形式，方便起见，笔者在下文中特指时用国家专用名称，泛指时则笼统称其为“俄罗斯国家”；或用“俄国”或“俄罗斯”表示“俄罗斯国家”的概念。

[②]美俄于1867年3月30日正式签订了购买阿拉斯加的协议。1867年4月9日，美国参院以37︰2的绝对多数表决批准该协议；次年，国会则以113︰43通过该协议。关于这桩交易，参见[美]乔治·亚历山大·伦森编，杨诗浩译：《俄国向东方的扩张》，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96-103页。

[③] 1942年8月12日至18日，丘吉尔率有美国总统代表哈里曼参加的英国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丘吉尔明确告诉斯大林，英国和美国“无力在9月采取行动”。据在斯大林身边的译员瓦列金•别列什科夫回忆：“此时此刻的斯大林尽管外表十分平静，但却没有排除大难临头的可能。”斯大林意识到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重担至少在近两年要全部压在苏联的头上，他开始思考最坏的后果即成立流亡政府。丘吉尔离开斯大林办公室已是凌晨3点。办公室只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译员别列什科夫。别列什科夫回忆当时的情景：

斯大林问莫洛托夫：“维亚切斯拉夫，我们怎样才能不成为流亡政府清单上的新成员。”斯大林低沉地说道，“如果德国人推进到乌拉尔以东，这就会成真……”

“但就等于死亡。” 莫洛托夫茫然若失地回应道。

“我们都会死的。但是，值得思量一下，有哪些可能的方案。丘吉尔可说过，一旦纳粹占领英国，他的政府将从国外，譬如加拿大，与敌人继续作战。”斯大林走近沿着墙壁卷起来的布幔，拉动绳子，展开了东半球的地图。“一旦德国战胜苏联，这样日本也会参战。”斯大林继续说道：“这意味着法西斯轴心国得到极大的加强。这也是为何英美将更多地需要苏联人民和我党的帮助。去年底，当敌人逼近莫斯科时，我们建立的地下党委还没有解散，正在为全面的游击战做准备。我们的人民相信党和它的领导，并将执行我们的指示，即便这些指示来自远方……”斯大林用自己有力的手划过苏联，继续说道：“当然，我们不必重复伦敦之行，那里已经有了一打以上的流亡政府。我昨天不是偶然地告诉丘吉尔，已经去过了伦敦，与列宁一起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我来说，去一次足够了。但是，印度可以成为一个合适的地方……”他接着轻松地用烟斗划过巨大的南亚次大陆。资料来源：[俄]瓦列金·别列什科夫著，薛福岐译：《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310、313~314页。

[④] 俄国在1 200万平方公里的西伯利亚地区，1700年只有30万人口，到1800年该地区人口增至100万人。而同期中国只有357万的东北和内外蒙古地区的人口为560~660多万。参见[英]科林·麦克伊韦迪、理查德·琼斯著，陈海宏、刘文涛译：《世界人口历史图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184、190、193页。

[⑤]关于俄国为出售阿拉斯加向美议员行贿的事，在俄裔美藉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塔尔萨伊杰的《沙皇和总统：被被遗忘了的友谊史》一书中有所披露：“1912年，威廉·邓宁教授无意间在约翰逊总统的文件中发现一份备忘录，其中引用西沃德（也有译文为“西华德”，与俄使节斯托克尔进行阿拉斯加交易的美方代表，时任国务卿。——笔者注）的话，大意是说，俄国使节斯托克尔曾贿赂华盛顿一些重要人物相当大的一笔钱，计送给撒迪厄斯·史蒂文斯1万美元；送给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子纳撒尼尔·班克斯8千美元；送给约翰·法尔尼3万美元；送给R.J.沃尔克和F.P.斯坦顿各2万美元。其他的证据还揭露了斯托克尔曾向他的政府报告，说阿拉斯加卖价外加的2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被用作‘秘密费用’。同样，里格斯银行在这个关键时刻给斯托克尔先生好几笔黄金——2.6万美元；1.8万美元；3.5万美元；4.5万美元和4.1万美元。”参见[美]乔治·亚历山大·伦森编，杨诗浩译：《俄国向东方的扩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