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是如何走向军国主义的（3）

“大东亚秩序建设”：军国主义战略目标的理论根据

大川周明在其《大东亚秩序建设》一书中提出了他的“东西对抗”理论，即“在一切战争中，规模最壮大、意义最深远的要属世界史上两个至大至高的对抗个体—东洋与西洋、亚细亚与欧罗巴之间所反复进行的战争”。⑦他指出，“世界史上的两个文化单位—亚细亚与欧罗巴，一方面各自在其内部经过多次战争使各自的特性得以鲜明地发挥，另一方面经过双方的对立、争斗使新文化得以产生。”⑧由此，大川周明便得出了战争创造文化的结论。大川周明认为，在世界史上东西两大势力的“最初冲突”发生在波斯与希腊之间。而此前的斐尼基西渐与新兴希腊的东渐所带来的冲突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亚细亚欧罗巴争斗”。不过，二者的角逐促进了历史的迅速发展。在公元前7～6世纪时，作为欧洲文明不朽基础的“希腊精神”便有所展现。与此同时，波斯帝国也统一了印度以西的古亚细亚各文明国家。他把公元前500～499年的波斯战争看成是真正的“东西之战——亚细亚与欧罗巴最初的冲突”。波斯战争促进了希腊国民的觉醒，使希腊文明最终形成。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锡伯莱文明一起成为欧洲文明的三大支柱之一。希腊与波斯的历史便是欧洲与亚洲历史的缩影。前者文化精神的特征是注重理性、独创、崇尚自由、进步，而后者的文化精神是注重信仰、传统、统一、保守。大川周明在二者的对比之中找到了东西对抗的历史的、文化的依据，并确立了自己东西对抗理论的前提。

在所有的“东西对抗”中，大川周明认为，蒙古民族表现出了“纯乎又纯的亚细亚民族”特色。1219年蒙古人大举西征，7年后他们几乎征服了中亚的全部以及南俄罗斯的一部分。窝阔台继承了成吉思汗的遗志并于1235年第二次挥师远征欧罗巴。5年之内，他几乎平定了中俄、南俄的全部，同时挺进波兰，经略东德，夺取整个匈牙利、大半个奥地利以及巴尔干诸邦并长驱意大利威尼斯。蒙古“征西军”的目的就是想“统一世界”、赢得“后世无限的尊敬”。大川周明积极评价了蒙古西征说，蒙古人在创建“世界帝国”的过程中，表现出“亚细亚人作为统治者、支配者所具有的人种本能”。在这场征战中，欧洲与亚洲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从13世纪开始一直到16世纪这段时间，是欧洲慑服于亚洲的时代。然而，在近代的300年中，所有的非白人都在欧洲人面前甘拜下风。他认为，这种状态在1904年日俄战争后有了改观。

从上述大川周明的东西对抗理论看，第一，他的战争观明显地受到霍布斯理论的影响。即战争是国家之母的理论。第二，他的文明观是建立在“冲突”理论基础之上的。即早在战前，大川周明就已经开始运用“文明冲突”理论来解释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异文化之间的矛盾现象。“文明冲突”理论以及“东西对抗”理论，在“只许欧洲放火，不许亚洲点灯”的近代，无异起到了为亚洲启蒙的作用。但同时，这一理论的提出也为日本任意发动战争提供了理论依据。另外，大川周明对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道德性与破坏性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区别，只是一味地强调战争对文化传播的意义。尤其是他把战争放在东西对抗的天秤上进行价值判断与衡量，这对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侵略战争的正当性给予了错误的肯定，同时也为后来日本人在所谓“大东亚战争”问题上形成不正确的历史认识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综合地看，大川周明的东西对抗理论有如下几个特点与作用:第一，揭示了战争的世界史作用。第二，强调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便是东西两洋对立、抗争、统一的历史。第三，为亚细亚主义提供了思想文化依据。第四，强调要想建立世界“新秩序”，日美战争不可避免。如果说石原莞尔为日美开战准备好了物质基础，那么，大川周明就为日美开战准备好了精神食粮。但不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与剥夺中国密切相联。

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大川周明提出了“复兴亚细亚构想”。1922年大川周明就曾写下《复兴亚细亚诸问题》一书，并发誓要成为“把复兴亚细亚作为生命的战士”。他对近代东洋的萎靡不振耿耿于怀。他认为，在“西洋”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时“东洋”便已完成了文化体系的构筑。“东洋的传统精神就其本质而言，具有极其高贵的一面。亚细亚的复兴不单单是摆脱欧罗巴取得政治上独立的问题，它同时也是亚细亚各民族在精神领域对古代光荣的复活。”⑨大川周明指出，“亚细亚复兴的真正意义”在于同时取得精神与政治上的双重独立，而不应单纯地模仿西欧的革命运动。可以说，大川周明对亚洲“精神独立”的强调是他在阐述亚细亚主义理论时胜人一筹之处。但他同时又得出结论说，日本正是为了这一“庄严的使命”而战。把日本侵华给伟大的中华文明所带来的严重破坏与复兴东洋精神混为一谈。他一边盛赞中国、印度作为“东洋伟大中心”的历史地位，一边把“日本精神”作为现代“东洋精神”来解读。这种鱼目混珠的做法，使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论相交织。纵观大川周明的理论，往往是从正确的论点出发，经过一番是是而非的论证后导出错误的结论。实际上，东洋精神与日本精神在近代不仅无法统一，甚至处于极其尖锐的矛盾对立之中。因为近代日本将自己的国家利益凌驾于亚洲各国利益之上，其所谓“日本精神”已无法与和谐的东洋精神同日而语。

当然，在强调日本精神的同时大川周明也承认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的历史意义与作用。他认为，日本人的“东洋意识”(即“三国意识”)一直比较强烈，但中国“几乎不把日本人放在眼里”、“印度大概也无视日本的存在”，尽管如此，日本自己还是由衷地汲取中国和印度的文化。这预示着将来有一天日本将肩负起对亚洲的“伟大使命与责任”。而这一天“终于来临”。大川周明把“东洋精神”即“三国魂”看成“东亚新秩序建设的精神基础”，并认为“大东亚共荣圈”正是“三国魂的客观化”。至此，大川周明最终完成了其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对“大东亚秩序建设”的理论架构。他的理论体系比较庞大，尤其是对东洋文化的论述有声有色。但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论述往往犯逻辑上的错误。其原因在于他把复兴亚细亚的美好理想与日本侵略亚洲的大东亚共荣圈视为同一。这不仅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使他的亚细亚主义理论成为空中楼阁，失去了应有的思想光彩。

大川周明强调，要把日本的统一与中国的复兴作为“实现东亚新秩序不可分割的整体课题”。所谓“日本的统一”是指日本的殖民统治，而“中国的复兴”在日本铁蹄践踏之下只能是幻想。关于日本在亚洲的领导权以及其对亚洲的殖民统治大川周明是这样解释与辩解的：由于“日本做出的牺牲最多”，所以，亚洲各国才“把大东亚共荣圈的领导权赋予日本”。这里所说的牺牲主要是指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也包括“日本志士”“大陆浪人”在朝鲜以及大陆开展各项“活动”时所做出的“努力”。在近代日本，确实有所谓的志士赴大陆或朝鲜，为中朝两国革新旧政出谋划策，甚至置个人利益于不顾。但同时，为扩张日本领土而四处奔波的所谓“日本志士”也大有人在。

大川周明认为，“由于满洲事变的爆发，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世界秩序的一角”，因此，对其持肯定态度。他尤其对日本敢于摆脱“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制霸机构”—国际联盟大加赞赏。认为这是日本敢于打破世界旧秩序的保垒、一举超越对英美的依赖、在外交上发挥“自主精神”的勇敢行为。大川周明的这种想法代表了当时一大批反对日本依附西方、与西方殖民主义者搞“协调外交”的人们的思想主张。大川周明把关东军参谋长在1936年谈到“协和会的使命”时说的一段话，即“王道满洲国”已经建立，接下来的是“解放东亚各地被压迫、被征服的民族，逐次建设王道乐土”⑩作为“东亚新秩序及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开始。大川周明把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定位在“解放”亚洲上，但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实质却是对亚洲国家的侵略。大川周明的历史观导致一部分日本人至今仍对其侵略亚洲的历史认识不清。

日本军国主义连同其独裁军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就已经土崩瓦解了，战后日本实行的是文官管理制度，防卫大臣由作为国会议员的政治家担当，军队也只能以“自卫队”称呼。但是，在安倍内阁的领导下，日本正在实施并走向战后第三个国家战略目标——“军事大国”。目前，新安保相关法案正在参议院审议，如果该相关法案获得国会通过，日本将实现“违宪立法”的举措，“和平宪法”将名存实亡，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将做出重大改变。维护亚洲的和平与安全是包括中国以及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的共同责任和义务，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责无旁贷。

注释

①［日］新渡户稻造著、奈良本辰也译：《武士道》，三笠书房，1993年，第17页。

②［日］新渡户稻造著、奈良本辰也译：《武士道》，第190页。

③［日］荒川宪一著：《石原构想的局限性与可能性》，载日本军事史学会编《再考·满洲事变》，锦正社，2001年，第75页。

④［日］小林龙夫、岛田俊彦编：《现代史资料》日中战争，みすず书房，1982，第732页。

⑤［日］野村乙二朗著：《石原莞爾の満洲事変》，载日本军事史学会编《再考·満洲事变》，锦正社，2001年，第68页。

⑥［日］小林龙夫、岛田俊彦编：《现代史资料》第7卷，みすず書房，1964年。

⑦［日］《大川周明全集》第2卷，岩崎书店，1962年，第841页。

⑧［日］《大川周明全集》第2卷，第843页。

⑨［日］《大川周明全集》第2卷，第837页。

⑩［日］《大川周明全集》第2卷，第796页。

（王屏，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日本论、亚洲论、近现代日本政治外交思想史、日本右翼、日本智库、日本军事安全战略、日本政局及中日关系走向。主要著作有《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日本右翼的特征及其对日本政局的影响》《日本在亚太区域合作中的政策与角色演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