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乡贤的认知还应更加全面
70多岁的杨文华曾经是一家企业的负责人,他曾经把一个小厂的年产值做到了上亿元。2011年退休之后返乡,他发现故乡高邮市朱堆村这些年变化不大。在文化建设方面,由于当地是苏中知名的革命老区,发生过车桥战役等重大战役,却没有一个烈士纪念碑,只留下了一些无名无姓的烈士墓。为了更好地发挥红色文化的教育作用,杨文华耗时3年搜集烈士资料,并集资建设了烈士纪念碑。
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杨文华仍然有点激动,200多个乡亲,自己掏钱,没钱的做义工,起早贪黑,用了30多天修建起这座高大的纪念碑。
但是,杨文华的一些做法,当地的一些基层干部却不是很认同。一些镇、村干部认为,朱堆村是一个经济薄弱村,村集体经济收入每年仅5万元。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才是首要的。“杨文华提出的道德建设的调子高了一点,也超越了农村现实需求”。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更看重在外的“成功人士”能给村里捐一些钱,对于这些乡贤推动民风改善的工作重视不足。一位村支书说,村里最看重的还是能不能带头致富,能不能为村里的公共事业无私奉献。
还有些地方将乡贤简单等同于好人,将乡贤助力乡村治理简单等同于好人好事,忽视了其中的文化传承和乡村治理的积极意义。
专家表示,无论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还是促进村风民风改善、传承乡村文化,都是乡村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应该厚此薄彼,发挥好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需要各方做出共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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