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廉政思想的本源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治文化建设中，德治思想为其主要内容，廉政建设则又是构建德治思想的核心。而在德治思想建设过程中，“亲民”是基础。脱离“民本”的廉政是为“廉”而“廉”，是空中楼阁，更是一种“伪廉”。

可以说，廉政文化贯穿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无论是廉政名人、廉吏轶事，还是廉政公文，史料记载比比皆是。对其详加梳理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但凡与廉政相关的人或事，总能从中找到“亲民”的影子，因为“民本”是培育廉政文化所必须的土壤，是廉政思想的本源。

那么，什么是“廉”？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我们又该如何去客观地理解和评介“廉”呢？我们知道，“廉”最早冠以的政治意义是《周礼·天官冢宰》，其中将“廉”具体分为：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和廉辨六种不同的形式。直到汉代以后,“廉”才正式成为了官吏所应具备的一种职业道德。而“政”在《释名》中的解释是“正也，下所取正也”，就是要求官员要具备正直无私的优良品德。在现在看来，廉政就是要使政治廉洁、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中国古代，以儒家倡导的德治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也是廉政文化的核心，其理论基础源自于对义利关系的不同定位和理解，从某种程度上说，廉政是公共权力的伴生物。权与利的分配一旦倾斜或失衡，寻求以德为先的清廉政治就随之成为民众的普遍诉求。早在西周时期，先人就提出了“敬天保民”“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到春秋战国时期又进一步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等,这都充分表现出对民众的高度重视。

儒家廉政思想包含民本、廉俭、举贤和修身等几个方面，其中以民本思想为廉政思想之首，要做到贵民、保民。唐太宗李世民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北宋时期，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辟论断，成为后世官员廉洁为政的座右铭。明清以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得到极大发挥，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明确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早期民本思想。

所以说，无论是历代的开明君主，还是进步思想家，他们都很清楚“民众”的分量，都能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坚持民本与爱民的思想传统，并在统治制度与政策的设计上有所体现。他们能够比较清楚地认识到，政治的重心在民不在君，社会的主体是民而非君，统治者只有顺应民心、体恤百姓，爱护人民，才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与拥戴，国家才能够达到长治久安。

但应当指出的是，无论哪一种思想都有一个特定的服务对象或目标，换句话说，那就是思想必须有用，而且致用。廉政思想同样不例外，它是为现实政治统治服务的，作为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它是私有制和阶级产生后，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一定的政治结构为前提条件。没有相应的政治和政治制度产生，廉政文化也就无从谈起。由于廉政文化与特定的政治文化紧密相连，所以不同的社会形态自然也就拥有与其对应的廉政文化内涵。因而，当剖析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廉政文化时，我们就要注意分析和解读它的特定含义，不能毫无限定地作简单的解释和引用，而是要尽可能客观地评述。这一法则对“民本”思想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