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精要管用要讲新话（2）

学马列要精要管用

记者：邓小平曾强调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在他看来，什么是“精”？“管用”的关键是什么？

侯少文：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非常鲜明地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

学马列所要的“精”，可以理解为这样三层含义：一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立场就是工人阶级的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对这个观点和方法，能够融会贯通、运用自如，做到知与行的统一，确非易事。二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清楚经典作家是怎样提出这些原理，这些原理的实质是什么，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又是什么。要把马克思主义当成行动的指南而不把它们当成教条，就一定要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知原理为何物，就只能记诵老祖宗的个别词句。三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脉，就是实事求是。不坚持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之源就会枯竭。这三层含义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贯通和依存，不能割裂，不能偏废。

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完全在于应用。“应用”也好，“管用”也好，关键是坚持实事求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所谓“中国化”，就是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既要学经典又要讲新话

记者：老祖宗不能丢，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处理好历史与当代、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邓小平既是高擎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手，同时又是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善于讲新话的光辉典范。他的哪些论述能体现这一特点？

侯少文：1983年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谈到“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时，说道：“不解放思想，什么事情只搬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词句和语言，我们的事业就不可能得到提高和发展。”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

1987年在同日本客人谈到十三大时，邓小平说：“我们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

不丢老祖宗与讲新话，是辩证的统一。学经典，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讲新话，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要讲新话？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