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及其历史贡献(2)

毛泽东的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及其历史贡献(2)

摘要: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是毛泽东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形成和提出的重要思想,它对于争取和加强国际对华援助、维系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障并加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的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源于他丰富的革命实践和对革命道路认识的深化。1926年初,他就明确地提出:“欲求革命之成功,则国内国外之革命的联合战线,必须扩大而巩固之。”(《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54页)这表明,这时毛泽东已经很重视加强同各种国际力量的联合,此后他的这一思想逐步发展完善。同时,联合国际力量争取革命胜利,也是当时许多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1928年10月,陆定一在《中国革命的前途》中提出:“中国革命如要成功,必须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与弱小民族,特别应当与苏联联合,得到全世界革命势力的伟大帮助。”(《陆定一文集》,第84页)1935年11月,张闻天强调:日本侵华加剧了它与英美帝国主义矛盾,我们应与英美“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张闻天文集》第二卷,第25页)。1940年8月,刘少奇撰文指出:“我们亦可在争取中国民族独立的立场上,去利用英美的援助,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以便取得中国抗战的胜利。”(《刘少奇年谱》上卷,第299页)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这些思想具体化为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为中国共产党联合国际力量共同抗日提供了理论基石和现实支点。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是在对当时中国以及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科学冷静分析基础上作出的重要战略抉择。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力量悬殊,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47—448页)。而当时的中国则“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同上第449页)。在此情况下,单单依靠中国自身力量进行抗战是很困难的,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以便集合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共同对敌。而日本侵华引起的其与英美等国矛盾的加深,为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英美等国家在华利益直接受到日本威胁,逐渐改变了纵容日本侵华的“绥靖政策”,转而对日本采取制裁和打击政策。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中国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缔结反法西斯条约是完全可能和合乎需要的”,因为“参加反法西斯战线以实行自卫,是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的”。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围绕着存在可以联合的三种国际力量分为三个层次,即:一是联合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这是首先和主要争取的国际力量。二是联合与日本有矛盾的美英等西方国家,这是必须而且可以联合的重要力量。为争取美英对华援助,毛泽东利用一切时机向世界宣传中国抗战的功绩与意义,呼吁美国等西方国家“多给我们帮助”(《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29页);与此同时,毛泽东还积极“称赞英国和美国对战争做出的努力”(特里尔《毛泽东传》修订本,第183页),从而赢得了英美广泛同情和多方赞助。三是联合日本国内人民,这是从内部瓦解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为联合日本人民共同打击日本法西斯,中国共产党主要采取了三项有效措施:优待日本战俘、加强对侵华日军反战教育、发展日本反战同盟力量。这些措施,团结教育了日本广大人民,有效地瓦解了日军战斗意志,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抗战。

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凝聚、增强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从多个方面对保障和促进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是争取了国际对华援助,有力地支持了中国长期抗战并最终取得胜利。在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中国抗日战争正义性质逐渐被世界各国理解和认同,“各国人民已慢慢地对中国处境表示同情”(《端纳回忆录》,第181页)。1937年中国的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英国工人阶级通过集会游行表示了“他们对中国的同情”(《毛泽东自述》增订本,第273页);1938年6月,美国友好人士致电毛泽东,“表示将尽一切力量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75页)1937年至1940年,苏联向中国提供军火贷款4.5亿美元(《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第473页);1942年初,美国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贷款,英国也允诺给中国政府贷款5000万英镑(同上第579页)。苏联派遣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特别是抗战后期,苏联红军歼灭性地打击了盘踞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加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美国退役军官陈纳德组建了美国志愿队即“飞虎队”来华参加对日作战,开辟为中国运送战略物资的“驼峰航线”。

二是积极运用国际力量维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了中国持久抗战并钳制了日本大量军力,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例如1941年初,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为保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斗争,同时积极联络苏联、美、英等国向国民党政府施压。苏联表示国民党如不妥善解决“皖南事变”问题,苏方将终止对中国的“支持和帮助”;美英也认为这次事件“可能引起中国大规模的内战,而不能达到他们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目的”。为迫使国民党政府继续抗战,美英政府停止了“对华的借款和中印的航空谈判”(《任弼时选集》,第220页)。1943年7月,毛泽东指示相关部门向美英苏各方散发揭露国民党当局反共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各种文电材料(《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53页),使得美英苏等国“都反对中国的内战”(中央文献研究室《延安时期党的重要领导人著作选编》下,第594页),美国甚至对国民党政府“以停止经济援助施压”(《伍修权回忆录》,第136页)。在各方压力下,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迅即流产。

三是加强了抗日国际合作,配合了美英盟军作战,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加强了与美英在太平洋战场的军事合作,太平洋战争一爆发,中共立即命令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以“阻止日军抽调兵力到南太平洋”(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460—461页)。1943年7月,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将积极“准备配合同盟国实行对敌反攻”(《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42页);1944年8月,毛泽东要求八路军、新四军“收集日本海军在青岛、烟台、连云港常舶舰数目及类型,每日进出口船舶数目,以及连云港是否已设为潜艇基地等材料,以便供给盟军”(《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37页);朱德还向外国采访团“坦率地说明了有关帮助盟国反攻的计划”(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472页);1944年底,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思想年编》,第403页)中国人民在中国战场上对日寇的英勇打击,在战略上有力配合和援助了世界各国反法西斯战争。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毛泽东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第10页)

(作者单位:华北理工大学,本文为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刘佳星校对:李丹华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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