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对抗战的独特贡献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之间的一场殊死较量。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史学界同社会各界一样积极行动起来，以笔代剑、以学术报国，用史学著述为抗战大业服务。抗战时期，无论哪个史学流派，只要是爱国的，都在抗战的大旗下汇集，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抗战时期的史学有着颇为独特的史学思想、史学方法和史学成就。

抗战时期史学研究的热点

阐发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在中国历史上，为了抗击异族入侵、反抗民族压迫，涌现出大量民族英雄。此外，在历代政权更替的战争中，也涌现出无数忠臣义士。在这些历史人物身上体现着中华民族极其崇尚气节等优良传统。这些优良传统在国家遭遇外患时会大放异彩，发挥其无可替代的文化导向功能。抗战时期，借助史学家的如椽大笔，中华民族这些优良传统得到深入阐发。首先，表现为具有民族气节的历史人物传记大量出现，历代节烈之士事迹广为传播。张骞、班超、苏武、岳飞、陆游、辛弃疾、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等民族英雄被热情讴歌，而张邦昌、刘豫、秦桧、贾似道等在历史上主张妥协投降政策的历史人物则遭到无情鞭挞。历史人物评价和史学评论几乎将是否坚守节操奉为唯一标准，从而将传统史学的劝诫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其次，体现在国史的编著上。“民族之所以悠久，国家之所以绵延，全赖国史为之魂魄。”一国历史是民族精神最重要的载体。在以史学经世思想指导下，史学家们在抗战时期都极为重视通史的研究和著述，出现了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吴泽的《中国历史简编》、吕思勉的《吕著中国通史》、张荫麟的《中国史纲》、钱穆的《国史大纲》等一大批通史著作。

掀起边疆史地研究新高潮。中国近代以来几度边疆史地研究的热潮，都发生在民族危机比较严重的时期。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西北、西南也有帝国主义觊觎。一批忧国的史学家率先觉察到边疆危机的严重性，起而倡导边疆史地的再研究。他们成立学会、创办刊物、出版书籍，掀起了边疆史地研究的新高潮。除了顾颉刚等发起的禹贡学会及其《禹贡》半月刊，还有中国边疆学会、边政学会、新亚细亚学会等及其主办的《中国边疆》《边政公论》《新亚细亚》等刊物。这些学会及其刊物对于激发国人的爱国保土热情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高度关注帝国主义侵华史和日本问题研究。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不断侵略我国，使我国不断丧权失地。抗战时期，“帝国主义侵华史”“国耻史”不断涌现，以激励国人以亡国之痛为鉴，以期有思振作。与此同时，中日关系史和日本问题研究也受到高度关注。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30—40年代，国内共出版有关日本侵略中国史专著达13部、国耻史5部、日本历史著译数部，相关论文则更多。以日本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团体，如上海日本研究社、南京日本研究会等出版了大量介绍和研究日本的书籍、杂志，如《日本》《日本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