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对抗战的独特贡献（2）

反击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日本为了达到侵略并奴役中国的目的，不仅在军事上进攻、经济上掠夺，还企图从文化上、民族心理上征服中国人民。他们肆意歪曲中国历史和文化，抛出中国文化“外铄论”、中国社会“停滞论”、中华民族“西来”“东来”说等谬论，千方百计为其侵略中国制造理论根据，磨灭中国人的民族自信。比如，日本法西斯代言人秋泽修二先后炮制了《东洋哲学史》和《支那社会构成》两部书，反复宣讲所谓“中国社会之停滞性”，美化日本侵华战争称其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对此，中国史学家们愤而撰文予以反击。吕振羽的《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李达的《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吴泽的《中国社会历史是“停滞”、“倒退”的吗？》，华岗的《评侵略主义者的中国历史观》等文章，组成了反击秋泽修二侵略理论的“迫击炮”。史学家们通过自己的研究有力地挫败了日本侵略者从文化上征服中国的企图。

抗战时期史学的特质与贡献

史学和时代从来是交相影响、双向互动的。史学家的爱国主义出于情感，同时又能上升到理性思考的高度，从而集中反映了整个民族的利益和需要。在爱国主义的激荡下，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传统在抗战时期得到空前发扬。无论是以实现全人类解放、将民族解放斗争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以民族主义相号召抵御外来文化侵略、主张保存“国粹”的文化保守主义史学，还是以求真为治史唯一旨趣的实证主义史学，无不以抗战救国为己任，开展反侵略的史学研究和著述。

抗战时期的中国史学，从治史宗旨上看，经世致用成了史学家们普遍的、自觉的学术追求。抗战时期，各流派史学家几乎都怀着报国赴难的民族大义和社会良知，试图为民族抗战从史学角度贡献自己的力量。素以考据著称的陈垣，抗战时期的治史旨趣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在民族生死关头以民族抗战事业为重的思想境界。傅斯年原本最重史学的客观性，反对抱着任何致用目的去研究历史。1932年，傅斯年打破自己“考史而不著史”的戒律，根据历史资料，运用民族学、语言学理论写成《东北史纲》，对日本侵略者“满蒙非中国领土”的谬论进行了有力驳斥，证明了东北本来就是中国的郡县。顾颉刚在九一八事变后立即将研究重心由“中期的上古史”转向边疆史和民族史，疾呼在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所学必求致用”，学术价值之高下“必以需用与否为衡量之标准”。

作为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时期史学的发展对于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独特贡献。这种贡献，主要表现在它唤醒了国民的民族精神、激发了国民的爱国热忱。中华民族辉煌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的文化、反抗异族侵略的不屈意志等，通过史学家的深入研究生动地展现在国人面前，使中华儿女深切地感受到生为中国人的光荣与自豪；史学家笔下世界亡国之惨状，中国近代以来积弱积贫、屡遭列强欺凌的沉痛历史，又不断激发国人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史学家对帝国主义侵略理论的批判，对汉奸投降理论的驳斥，对正义战胜邪恶、进步战胜反动这个历史规律的揭示，使国人对抗日战争胜利充满必胜信心，坚信中国不能亡、不可亡。抗战时期史学发展对于打击敌人、教育人民，动员千百万人民群众献身于抗战大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对中华民族精神的铸造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为同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