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红利”与经济增长新常态（2）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然而，改革前为什么技术进步慢，为什么没有给我们带来高速经济增长？是对外开放政策，使我们能够引进、模仿、运用国外先进技术，带来林毅夫所说的“后发技术优势”。而国内的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以及先进技术运用于经济，则内生于改革开放后的一系列教育、科技、专业人才优化配置及激励政策。

也有很多人强调过去三十年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在高速增长中的作用。宏观经济政策，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仅致力于短期宏观均衡。当总需求不足时，努力刺激需求，减少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实现劳动的充分就业。当总需求过度时，抑制总需求，保持物价水平稳定。但政策调整是以社会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为限的。而一个社会的生产能力或总供给是过去经济活动，如过去的投资、生育、技术积累等的结果，故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长期增长并无直接作用。

作为宏观经济政策重要变量的高投资率被认为是过去三十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但高投资率并不始于改革，而是建国以来的长期政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之一，就是改变过去“重积累（投资）、轻消费”的政策。高投资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前，对于增加未来生产能力、扩大供给，有重要意义，但也带来了当期过度总需求引发的通货膨胀问题。所以当时经常看到的是各种控制投资政策。此后，总需求不足成为常态。虽然扩大投资会增加当期总需求，但扩大投资所增加的未来生产能力或总供给，在宏观层面则会进一步加剧过剩。因此，在产能过剩的经济中，只有当市场不需要的产能得以消除，新增投资能够在微观层面改善资源配置，优化经济结构，从而能够为居民提供他们所想要的产品时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宏观层面一般性投资只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并很可能形成下期以更大投资消除过剩的恶性循环。特别是，刺激投资的各项优惠政策，如税收、利率、土地、环境等政策，必然扭曲产品和价格信号，导致资源错误配置，恶化产业结构，并导致收入向（更富有的）投资者转移，恶化收入分配，降低最终消费及总需求。

刺激出口一直是重要的经济政策之一。但是，在经济匮乏时期，鼓励出口，是为了换取外汇，以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换取国内不能生产但必需的进口商品（特别是国防产品），引进国外先进设备、技术甚至原材料，实现国际间的资源优化配置。从这个意义上，刺激出口实际上是一种微观经济政策，并不具有宏观政策变量意义。然而，在产能过剩的经济中，单纯刺激出口的政策，是要由外国人帮助消费过剩产品，扩大国内总需求，从而实现国内生产能力的充分利用，特别是劳动的充分就业。在面临劳动就业压力时，这是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2014年以来，由于劳动力绝对量下降，宏观劳动力市场不再面临就业压力，而是普遍出现“用工难”，是否需要继续赔钱扩大出口？而且，刺激出口的政策同样会带来上述刺激政策的负效应。

因此，以高度市场化，从而资源已经近乎优化配置为背景的索洛增长模型，并不能合理地解释资源配置极度扭曲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自于地地道道的“改革红利”。只有市场化带来的资源优化配置，大量剩余劳动力才得以从事更有效率的工作，专业技术人员才能够通过他们的创新推动技术进步，并创造出比他自身消费更多的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