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红利”与经济增长新常态

正确认识过去高速增长的真正原因，才能清楚地说明目前为什么增长放缓，并寻求保持经济继续高中速增长的政策。如果承认过去的高速增长最主要来自资源的优化配置，而非来自充沛的劳动力、技术的自然进步，特别是有效的调控政策，那么继续着眼于这些方面的政策，将无助于推进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甚至可能带来长期增长的负面效应。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自于地地道道的“改革红利”

近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年放缓。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增长趋势？增速会逐渐降低？还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相关政策，重新实现8％以上的年增长率？或至少在相当长时期维持现有增长率？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知道是什么带来了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长。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资源配置极度扭曲。一方面，产品生产与需求脱节。由于“重积累、轻消费”、“重军工、轻民用”的政策，居民的基本消费需求都得不到满足。即使质次价高的商品，也要通过配额、排队、抓阄、“走后门”甚至黑市才能获得。另一方面，资源或生产要素不是按市场原则，分配在能得到有效使用从而能支付更高价格的行业和企业，而是基于相关计划者的主观判断，被大量分配给低效率使用者。人们可以看到，城市中心的工厂对土地的低效利用，“三线建设”对交通、运输资源的浪费。大量劳动力被限制在高劳动／资本的农村，从事劳动生产率极低甚至边际产出为零的农业生产劳动。潜在企业家从事着低效率的普通劳动，有科研潜质的人才被高等教育所排斥，大学毕业的专业人员大量从事着非专业性的工作。复转军人、非专业人员承担着技术、经济及社会管理工作。还有大量我们不能直接观察到的煤炭、钢铁、原材料及其他生产要素，大量被低效率使用。而“闭关锁国”政策，使我们不得不“自力更生”，低效率地生产没有任何比较优势但社会必需的产品。

然而，正是这种资源配置的极度扭曲，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重新配置资源，校正原有的错误配置，极大地提高经济效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逐渐放松了对整个经济及社会的计划管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推行，城镇国有企业改革，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构造了市场所必须的排他性产权关系。放开从普通消费品到农产品，从原材料到矿产品、直到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放松和放弃对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购销管制、生产计划。市场体系在改革中逐渐形成并不断发育，价格机制替代计划管理逐渐调节着资源配置。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开始在市场需求引导下配置资源，满足着消费者多样化的需要，淘汰社会不需要的产品。通过竞争性要素市场，资金、原材料、机器、设备、矿产品从低效率使用者手中转移到有更高使用效率从而出价更高的行业和企业。城市土地转向更有价值的商业、住宅开发。亿万农民从低效率的农业生产，转向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工商活动。企业家和管理人才着手企业及社会管理。专业人才进入其专长的职业及岗位，带来了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而对外开放政策，使我们能以我们的比较优势，特别是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在全球范围优化资源配置。由此，曾经极度扭曲的资源配置逐渐优化，经济效率不断提高，并带来了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高速增长，得自于地地道道的“改革红利”。并且，改革前资源配置越是扭曲、经济效率越是低下，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所能增进的效率越大，经济增长率越高。

很多学者基于经典的索洛增长模型，从人口红利、引进先进技术、高投资率及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解释中国过去的高速经济增长。按此逻辑，高速增长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是无关性的。进而，无论是否进一步深化改革，如果不能改变上述条件，对于经济增长就是无意义的。然而，这些因素对增长的作用，是以资源优化配置为前提的。只有在优化的资源配置前提下，这些要素才会带来更高的产出和增长。

充沛的劳动力主要从两个方面带来“人口红利”，即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高储蓄率。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并不仅限于过去三十年，而是一直存在。然而，在改革开放前，当时更为廉价的劳动力，给我们带来的不是增长，而是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特别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其次，一个出口导向的经济体，可以由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增进出口竞争力，但这只有在对外开放条件下才有意义。如果不考虑出口，劳动力成本与居民收入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意味着低收入和低水平消费，并不意味着就有助于经济增长。进而，低劳动力抚养比带来的高储蓄、高投资，首先是要劳动力满足自己需要后还有剩余。即使改革前抚养率也不高，但由于劳动生产率低下，劳动者带来的产出几乎没有剩余，也谈不上储蓄。 1978年，全国城乡居民储蓄仅210亿元人民币，按10亿人计，人均约20元储蓄。此外，在供给不足的匮乏经济中，需要高储蓄、高投资，以扩大未来资本存量，增加供给。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整个经济已从供给不足转向需求不足，储蓄越高、投资越多、总需求越是不足、增长越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