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得到了空前增强和提升
抗日战争期间,面对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和国家大局出发,率先吹响全民族抗战的嘹亮号角。1937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起草并发布了《国共合作宣言》,指出“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提出必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主张,号召全民族“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倡导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集聚起磅礴力量。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动摇,坚持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势力,牢牢掌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全民族的团结抗战,使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得到了空前增强和提升。
各党派之间的大团结。在中国各政党中,最重要的是国共两党。抗日战争之前,由于蒋介石背叛国民革命,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十年内战,两党积怨。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从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申明大义,摒弃前嫌,积极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最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除国共两党外,其他各民主党派和进步社会团体也都积极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纷纷投入抗日战争。例如,1932年12月由宋庆龄、鲁迅、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5年11月由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名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以及“中国致公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和“乡村建设派”等党派,或通过发表宣言、创办报刊、出版书籍宣传抗日主张,组织发动群众,或进行募捐、慰问支前,或直接投身抗日武装斗争,形成全民族团结一致、奋起抗日的大联合大团结局面。
各民族之间的大团结。抗日战争期间,除了广大的汉族民众外,蒙古族、回族、朝鲜族、满族、壮族、瑶族、黎族、苗族、侗族、高山族、布依族、佤族、傣族、拉祜族、景颇族、赫哲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各少数民族人民,为了维护祖国独立统一,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例如,在东北,朝鲜族、满族等少数民族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在大青山,蒙古族和汉族群众组成抗日武装,成为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在冀中,由回族共产党员马本斋任司令员的冀中回民支队,英勇抗敌屡建战功。抗日战争期间,有许多少数民族士兵和群众为保家卫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各阶级、各阶层民众之间的大团结。工人阶级始终站在抗战的最前线。“七七事变”后,广大工人纷纷组织义勇队、救护队、宣传队、战地服务团等,踊跃参加支前工作。在沦陷区,工人组织成立工会,与敌人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斗争。据不完全统计,从抗战开始到1938年春,通过晋东南各级工会登记的参军和支前的工人就有3万余人,仅山东淄博矿区就有4000多人加入八路军或游击队。广大农民是中国最为深厚的抗日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抗日战争实质上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农民是抗日战争中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最大承担者和战争的直接参与者。据统计,8年抗战期间,仅国民党军队从大后方补充的兵员就达1422万人,这些兵源中绝大多数为农村青年。在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兵源同样是农民,正如时任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所讲:“成千成万的军队,成千成万的带枪的人,他们是谁呢?他们是人民,其中最大多数的是农民。”抗日战争期间,知识界、学生界、教育界、宗教界、妇女界都成立了救亡协会,如“七七事变”后在上海成立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和“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其团体会员包括“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上海战时文艺协会”“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上海银钱业业余联谊会”“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等等。妇女界则组织成立了“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以及各地的“妇女战地服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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