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正义观视角下的教育政策正义性反思（3）

三、正义的两条进路：先验制度主义与现实比较主义

对罗尔斯正义理论建构方式的新近批评中，产生了“正义的进路”问题。这个问题由阿玛蒂亚·森在其《正义的理念》中率先明确提出。森将历史上的正义思想区分为“先验制度主义”与“现实比较主义”两类。西方正义理论与实践的这种区分，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分别开创的正义论的理想主义建构路径与经验主义演进路径。“先验制度主义”在对“完美正义本质”寻找基础之上追求完美的正义世界，这种进路以完美制度安排为核心。“现实比较主义”则以实践为中心，它所注重的是实践的相对完善，关注的是已经存在或者可能会出现的社会之间的比较，包括促进正义与消除不正义两个具体方面[20]5。由此形成了正义两种进路的分野：“先验制度主义”致力于“追求完美的正义世界”，“现实比较主义”更强调“消除不正义”和“促进正义”。

在森看来，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在总体上是理想主义建构式的，从理想的正义原则出发，推演出制度正义的复杂内容及其要求。除了罗尔斯，“先验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还包括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与此相对，另一些人如亚当·斯密、孔多塞、边沁、沃斯通克拉夫特、马克思还有约翰·密尔，更加关注促进正义尤其是消除不正义的事业，森称之为“比较的进路”，森自认属于后者的阵营。这是其构建正义理论的出发点：首先采用的是比较的视角，而非先验主义的路线；其次，关注实际的社会现实，而不仅仅是制度和规则[20]8。尽管森承认建构恰当的制度在提升正义事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森主张在克服不正义的过程中建立与完善正义制度。

不过，森对罗尔斯的上述批评似乎又缺少足够的力度，或存在一定的误解。罗尔斯提出，正义论可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即理想部分，确立在有利的环境下一个良序社会的原则；第二部分即非理想部分则面对现实，主要由解决不正义问题的原则组成。罗尔斯主要考虑的是理想部分，理想理论是非理想理论的基础[8]3。因此，罗尔斯与森所关注的重点各不相同。罗尔斯所关心的是一个正义的基本制度安排，致力于澄清“正义”的理念和原则，只有澄清与确立了“正义”理念本身，才真正为是非善恶正义奠定基础性标准。而森并不关注这种背景性安排，相反，他将这种背景性安排本身视为一种既成前提与条件，他所关注的重点是在这种背景性安排下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及其结果。但所谓日常生活中的改善，是对那些背离“正义”理念的东西的克服与消除，而不是相反。只有在确立了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利这一“正义”理念及其背景性制度安排后，森的日常生活改善的正义才有自己的价值方向。否则，此“正义”本身就会失却规定，森的日常生活改善这一比较、相对正义的进路，就可能失却灵魂与方向，就无所谓促进正义与对不正义的克服[21]10。日常生活的改善，并不能代替与遮蔽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安排。

实际上，在正义理论的思想家那里，都有一种对现实非正义的强烈关怀。艾丽斯·M.杨(Iris Marion Young)在其《包容与民主》运用批判理论的研究方法，即不是从有关道德、人性或良善生活的哲学假设出发进行逻辑推理得出相关的原则和理念，而是从实然的前提发出，反思进入研究者视野的现实的社会关系、过程与结构，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规范性判断和结论[22]2。具体而言，杨(Young)从现实社会结构中普遍的两种非正义状况——压迫和支配——出发来构建其包容性的民主促进正义的理论。而“承认理论”则直接以日常生活中的伤害、侮辱、歧视、排斥等等不正义的现象为立论的出发点。弗雷泽试图以“参与平等”理论来为她的三维的正义理论框架提供一元论的规范基础，所谓“参与平等”指的是“作为平等一员充分地参与社会生活”。她把“非正义”描述为那些阻碍人们平等参加社会生活的社会结构，包括：(1)经济阻碍，即经济机会的不平等；(2)身份结构、文化的阻碍，比如歧视、排斥等；(3)政治阻碍，即无法得到充分的代表。当“平等参与”可以突破或减少这些阻碍，即减少了不正义，则社会就向正义前进了一步。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哲学教授阿维夏伊·玛格里特(Avishai Margalit)在其被誉为“自罗尔斯《正义论》问世二十五年以来最重要的一部社会正义著作”——《正派社会》中提出：正派社会的第一原则不是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不让社会制度羞辱社会中的任何—个人，这是正派社会的第一原则[23]。消除羞辱要比予人尊敬来得优先，这是从消除不正义的角度来追求正义。正义理论与实践的两条进路，对于我们丰富教育正义的认识也具有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