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听话”的国民党将领让蒋介石心惊肉跳

十九路军反蒋抗日

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热情也感染了许多的爱国将领。

在江西参加“剿共”的十九路军官兵表示“反对内战”，主张“团结抗日”。由于这些主张引起蒋介石的不安和不满，于是调十九路军到上海南京一带驻防，结果不久赶上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可不像张学良那样奉行不抵抗政策，直接和日本人开战。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以后，十九路军又被调往福建“围剿”红军，这使得十九路军更加不满和厌倦内战。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都是爱国将领（蔡廷锴曾参加过南昌起义）。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后，十九路军请缨北上抗日，援助热河和长城抗战，但遭到拒绝。这让十九路军最终举起了“反蒋抗日”的旗帜，并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和红军达成和平协议。与此同时在北方，冯玉祥与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与日军展开激战，并一度收复了多伦。

1936年6月，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两广事变”，打出了“抗日反蒋”旗帜，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要求两广部队“北上抗日，收复失地”。

“两广事变”的主要代表陈济棠（左）和李宗仁（右）

这些不听话的带兵将领让蒋介石心惊肉跳。

此时，在国民党内部，一些大佬们也开始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先是国民党元老、党内三巨头之一的胡汉民（另两个是蒋介石、汪精卫）痛斥蒋介石的反动政策。东北沦陷之后，胡汉民在《跋日人关于各国对日经济封锁之应付计划》一文中说：“东北之亡，亡于不抵抗，不抵抗非和也；今日一抗议，明日一声明，邦交依然，互市依旧，亦非所谓和也；呈诉于国联，乞怜于列强，奴颜婢膝，觳觫以承他人之眼色，既非曰降，又非曰和；不降不和徘徊莫定，尤非有廉耻知气节之国家所宜尔也。则今日之事如何，曰‘唯战’。战败，是亡而非降；战而胜，则国家赖以独立，民族赖以生存。”

1933年，胡汉民再发文《什么是我们的生路》，进一步驳斥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我们的生路只有一条，就是对日抗战”。主张推翻“勇于对内，怯于对外”的不抗战政府，号召“联合抗日的同志，抗日的国民，共同担负起向日本抗战的责任”。

胡汉民的文章不可为不犀利，骂蒋介石对外奴颜婢膝，无廉耻无气节。胡汉民在国民党内资格极老，影响甚大，这怎么能不让蒋介石难堪。

还有冯玉祥，也公开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1年12月，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提交“共赴国难，收复失地”的提案，得到了许多国民党军政要员的支持。会后，他又奔走于上海、南京、洛阳等地，呼吁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主持救国大计。

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会委员会委员、广西绥靖公署主任的李宗仁1936年4月17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系统批判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著名的“焦土抗战”理论。他反对“依赖主义”和“退让求和”，说这是“出于幻想的机会心理”。

这还不算，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孙科、程潜等也致电蒋介石要求抗日。最令蒋介石生气的是他的大舅哥宋子文，“他于1934年为内战事情和蒋大吵大闹时，他认为继续向共军进攻将损伤整个国家，枯竭国库，并且阻扰一切的进步；他主张蒋应当以团结为重，使中共回到和平政治的领域里来。”

1935年，就连蒋介石的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将军也开始力劝蒋介石抗日了。1935年8月20日，法肯豪森向蒋介石呈报了《关于应付时局政策之建议》，提出，“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最切近者当属日本”，建议蒋介石丢掉幻想，对日实行坚决抗战，“断无不抵抗而承认敌方要求”之理，要“为保全国土而奋斗”。一个外国人，一个曾经帮助蒋介石多年“剿共”的外国人都知道中国最严重最切近的威胁是日本，而不是共产党，但蒋介石却执迷不悟。

而此时，张学良也正一肚子气呢。东北沦陷后，全国人民的唾沫星子都要把他淹死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压得他透不过气来。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还督促他“剿共”，而且说不“剿共”就交出军权，这可真让他急了。于是，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联共抗日。

当年报纸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西安事变中的舆论战

身边的人七嘴八舌的建议让他头痛不已，但最让他头疼的还是共产党。抗战八年，中共通过自己的表现，赢得了民心，壮大发展了自己，最终赢得了天下。反观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让全国人民强烈不满，使得民心尽失。再加上抗战中的无能和抗战后的“三洋开泰”、“五子登科”的“劫收”，使得人们最终抛弃了这个所谓的抗战胜利者。国民党赢得抗战胜利却最终失去天下，其中的原因难道没有当初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抗战的因素吗？

根据阎丽《70周年回望：抗战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理》一书整理（暂未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