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标注了中国道路新高度 （2）

二、全面深化改革阐释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任务

1.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国内市场。改革开放以来所实行的财政分权制度实现了各级地方政府相互竞争发展。这种竞争一方面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诱发了地方保护主义行为，极大地阻碍了劳动力、资本、信息、技术和资源等各种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实际上，我国目前的市场体系存在若干突出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干预过多、没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所以，有效清除行政壁垒，营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国内市场，需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2.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决定》在论及财税体制改革时，明确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可以看出，财税体制被提升到了有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这是迄今为止对财税体制的地位和作用最为充分的肯定。

实际上，自1978年以来的30多年来，财税体制改革一直是我国整体改革的突破口和主线索。其中1978—1993年间，财税体制改革以“放权让利”、“分级包干”为主线，而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明确提出构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基本框架，现在的财税体制基本上就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30多年的改革实践充分说明，财政对于我国政府的每项改革措施都起到了支撑作用。当然，我国财政体制也存在着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不匹配，转移支付随意性较大、基本公共服务分配不均等问题。为此，未来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财权和事权的对称化，“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即“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责任。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

3.保障所有公民平等分享改革成果，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城乡分割的体制机制有了很大改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仍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57∶1，到1985年这一比例缩小为1.86∶1，但是，1986年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却开始拉大，2014年达到了2.75∶1。此外，与农村居民相比，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优质的医疗、教育、卫生和文化资源都集中在大中城市。如果加上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障、社会负担等方面的差距，可以预见的是，在城乡非均衡发展惯性作用下，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存在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

为了保障所有公民都能平等分享改革成果，《决定》指出，“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在具体实施手段方面，一方面，《决定》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另一面，《决定》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

4.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由从被动适应全球化竞争转向主动实施全球化战略。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经过30多年的对外开放，我国已经由一个发展中大国成长为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开放型经济大国，正在实现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转变。例如，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已经步入了加速发展的阶段。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从2001年的68.8亿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1010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5.1%。截至2013年年底，对外投资存量达6136亿美元，全球排名从2011年的第17位上升至2013年的第11位。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加标志着我国正在实现由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的转变，同时在产业分工环节上也逐渐由被动接受转向主动选择。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要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维护自身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一带一路”，就是基于我国现阶段的比较优势，结合国外特别是周边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进行顶层设计的结果。这一战略将为沿线国家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也有助于加强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信任，为中国营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是重大理念和战略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