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传播：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3）

传播含义的拓展与“中介化”转向

城市传播将传播理解为一种中介化实践，以开掘主流传播学未曾涉及的方向。这个中介化的解释立足于哲学意义上的“主体”发展历程，即德布雷所言的中介（mediation），是“处于中间介入两者之间的、使两者发生关系的第三者，如果没有这个中介，这种关系就不会存在”。在这个视域里，“传播”的含义发生了几次重大变化，在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中，传播从主—客体联系的工具，转向主体间性的互动（哈贝马斯）。但这仍然属于现代性范畴，传播仍然是“主体的行动”、“目的的手段”，主体、客体对于传播具有毋庸置疑的优先性。在打破现代性主体观的中介化范式中，传播与主体、客体的关系反转了，传播是主体的“存有”方式（海德格尔），是构成主体的方式（福柯、利奥塔），是主客体得以显现的实践场域。现代性范式对于传播与人之关系的论断——没有主体、客体，就没有传播；可以被反转为——没有传播，就没有主体、客体。基特勒倡导的“媒介本体论”则走得更远，他将“中介”理解为一种本体，一种在本体论意义上从未涉及的第三元——“中介关系”（mediatic relations）。

这种不同于主流传播学的传播“中介化”范畴，突显了传播作为一种中介化实践的重要性，展现了传播研究与其他人文、社科研究对话的可能。传播渗透在所有领域，史无前例地成为了人类社会的构成性要素。只有在这个层面上，传播的“中介化”才能被理解为延森所说的，人类学术思想史上的一次“交流的转向”，一个可以与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向、语言学转向、空间转向、视觉转向等相提并论的学术思想史中的拐点。

基于此，城市传播给予城市、媒介、传播及其相互关系以全新的理解，新媒体不仅是在主流范式中的功能加强版解释（如媒介赋权、拓展社交网络、建构虚拟公共领域等）；城市与媒介的关系不再局限于真实—再现，而是互相嵌入、交织融合；传播不仅是信息传递的符号互动过程，而是编织人类关系网络的实践。正如赛尔所言，新媒体激发的传播实践变革，致使当下的社会成为极度中介化的社会。建基于新旧媒体融合的传播，打破了诸如主体—客体、真实—虚拟、内容（信息）—形式（媒介）等等形而上学本体论基础上的二元对立，开辟了人与世界关系的一种崭新尺度。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