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士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2）

中国是阻止德意日法西斯合流的最重要力量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无论是英美还是苏联，都奉行“先欧后亚”战略，希望中国拖住日本，阻止其与德意法西斯合流，以便集中精力战胜德意，然后回首东向，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代价，筑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万里长城，在战略上策应和支持了欧洲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罗斯福、丘吉尔都对中国抗战的战略价值有着清醒认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最担心的是日本打到印度洋，同德军在中东会师。他说，“假如中国被打坍了……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丘吉尔也承认，“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十五个师团，也许会有二十个师团腾出手来”。如果日本进军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听任德国人和日本人在印度或中东携手，对盟国的事业必然要引起无法衡量的灾难”。

二战期间，日本陆军主力由于受到中国牵制，始终无力发动对苏作战。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过半兵力深陷中国战场，不得不放弃与德国两面夹击苏联的企图，苏军因此得以把30多万西伯利亚部队调往欧洲战场。斯大林十分明白中国的重要作用。他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1942年到1944年，中国先后两次派出近30万部队进入缅甸作战，付出10余万人伤亡的代价，与英美盟军一起打败缅甸日军，彻底粉碎日军占领印度并与德意法西斯合流的图谋。

丘吉尔称赞说，“在同日本人交战的军队当中，中国军队算是最成功的”。易劳逸认为，中国军队“在与一个在组织、训练和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坚持了八年”，而法国只抵抗了六个星期，“这一顽强抵抗对于反轴心国的整个盟军的战争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赛尔登也评价说，“中国的抗战在15年内将大约200万日军困于中国战场并予以重创，对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最后失败贡献非凡”。

1943年7月，曾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部任职的远东问题专家托马斯·阿瑟·毕森，在美国《远东观察》杂志上发表题为《中国在盟国战争中的地位》一文，高度评价中国战场的作用。他说：“近来，在1943年这个具有决定性的夏季到来之时，中国所取得的胜利大大加速了同盟国在军事上顺利发展的趋势。中国战场有效地配合了英美联军在欧洲战场上具有最重大意义的胜利，并且把东西方两个半球的战线更明确、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收复了大片国土，外国人士耳闻目睹中共的伟大壮举，给予极高评价。

高度评价中共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燕京大学英籍教师林迈可认为：“物质缺乏不能动摇中国人民坚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的信念。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军事行动都极合乎民心，他们将人民组织起来，同人民共患难。”他说，“在晋察冀和陕甘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适度合理的政策确实改善了农民的条件，并且显著提高了日本人破坏不甚严重的地区的生产力”。和林迈可一起在根据地生活过的燕京大学教授班威廉说：“我们生平再没有见过比共产党队伍更刻苦的团体。”他感觉到，根据地的人民“已经有了一种新的被解放人民的自尊心，这种自尊心增强了他们的勇气，他们是以这样的勇气在应付着战争末期的种种困苦”。他看到，根据地的“一切都洋溢着一种和平富饶的空气，甚至农民也是喜气洋洋的”。

美军观察组外交官雷·卢登说，“共产党在他们所活动的那个区域内，是确实得到人民大众的拥护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冈瑟·斯坦因也说，中国共产党“在行政方面最大的成就是贪污的消灭。在边区四个月我所遇见的人中，没有一个人不同意共产党的说法：政府完全是廉洁的”。1944年，美国《时代》记者白修德到延安考察后，把国共两党的政权做了对比，“在国民党是腐化的地方，它保持洁白。在国民党是愚昧的地方，它是英明的。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地方，它给人民带来了救济”。他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打败日本人，并治理好这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