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3）

3中国是全球治理进程的主要协调者之一

从财政、金融的角度，G20如果涉及太多的所谓“非经济”的东西，很明显是不必要的负担。在回答由G20衍生出的B20、T20、L20等各类组织所能扮演什么样的作用的提问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表示，所有各类这样的机构都反映了一个需求，即把各方面的想法和方法都综合进来去解决问题，因为G20现在对维持全球的经济稳定来讲异常重要。

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则补充道，G20一开始只是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会，由财长会向领导人峰会报告，然后在峰会上做出决定。但是现在有了各种各样的衍生品，“我数了一下，一共有一百多个”。这上百个会议都要向财长会议做汇报，然后由向峰会做汇报。“我想到这个事情，头都大了。中国有句话是集思广益，各方面都有很多很好的意见，我们应该吸收各方面的意见，但如果最后都出口到财政部长这里，然后向峰会、向领导人报告，我们觉得恐怕很难操作”，“很多机构都是越做越大，然后做加法容易，做减法很难。轮到我们当轮值主席了，很发愁”。

然而，若从整个国家的外交和全球趋势来看，G20代表了主要的新旧国际政治势力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是一度被国际政治、历史和国际战略学者吵得热烈的“国际权力转移”的解决方案。老牌的国际政治力量，如美国、欧盟和西方七国集团（G7）代表的所谓“既得力量”（established powers）和中国、巴西、印度等代表的“新兴力量”（emerging powers）通过一个框架即G20并存。

这类框架之所以理想，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它是21世纪的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但是，目前的大国协调，从联合国安理会（P5s）到G7，并不能满足21世纪的世界政治现实。而G20和“P5s加上德国“（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框架）等则是相对来说比较理想的面向未来的大国协调。

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欧洲协调（即欧洲范围的大国协调）被视为是当代全球治理的历史起源。同理，21世纪的大国协调也是21世纪全球治理的基础。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述《21世纪的大国协调》国际学者组向全球各国推荐大国协调作为走向全球治理的途径。

2015年中国加入“三驾马车”，与澳大利亚和土耳其一起成为G20的轮值“领导”国家之一，即负责G20宏观政策的协调与合作进程。这是因为中国将在土耳其之后，担任2016年G20杭州峰会主席国。担任G20等轮值主席国就是担任国际领导，中国如何履行好这一国际领导责任？

对目前的全球治理转型来说，最关键的不是别的，而是把G20当做为21世纪的大国协调的方式之一。大国协调是全球治理的集体领导。从这个意义上，中国轮值G20事关全球治理的未来，是中国影响全球治理进程的最重要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