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4）

4中国要成为下一代全球治理格局的设计者之一

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初“崩溃”以来，世界各地的人们在探讨、设计“后布雷顿森林体系”（post Bretton Woods System），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全球）金融治理（安排）的构想、计划、倡议。

本文认为，中国发起的亚投行等新型的国际金融组织还不属于“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范畴。中国在许多场合不断告诉世界，亚投行等机构的设立不是另起炉灶。这是中国在外交上“韬光养晦”的继续：不管是金砖合作（BRICS）还是亚投行（AIIB）都仅是对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补充”，金砖合作与亚投行等与现存国际金融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而不是平行和相互取代的。

这样的说明，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是正确的，也是中国的本意，但是，难道中国就彻底排除了“另起炉灶”即催生下一代全球治理的可能？

中国必须要超越目前的全球治理，不必在全球治理上“韬光养晦”，而有必要在发起亚投行等国际金融组织之后，再进一步，鼓励一些重要的学者及其所在的学术机构大胆探索下一代的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如果目前的全球治理改革失败，全球陷入严重缺少全球治理而出现大混乱，甚至无序的状态（目前不少非常重要的美欧学者对此十分担心），则中国不妨公开提出我们的全球治理方案，为一个更加有序、包容、民主、公正的世界秩序做出我们的贡献。

（作者：中山大学国际关系问题研究院院长）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四个主要角色：参加者、改革者、协调者和设计者。发现和定义这些角色是为了进一步明晰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复杂关系。

中国高速增长之所以可能，与中国加入并“强化”现存的全球治理有关。这一点应该毫无疑问。正因为如此，许多人认为，中国过去30多年从现存的全球治理中“受益”，尽管这些主张者并没有进行严格的学术研究：即仔细认真地探讨中国过去的增长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然而，从逻辑上讲，如果认为现存全球治理已经变成中国下一步增长或者由于增长导致的发展的阻力，那么，中国就需要寻求全球治理的变革。

现存的全球治理，从WTO到IMF，之所以需要改革，是因为其越来越“不争气”，对世界秩序的贡献越来越弱，这些机构的内部治理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且要求他们做的改革和他们正在进行的改革进展有限，甚至没有进展。

在这种情况下，非常现实、迫切又长远的问题是：现存全球治理，具体来说，现存全球机构向何处去？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全球治理？旧的全球治理能够经过改革而获得新生吗？或者，旧的全球治理因疾而终之后有无新的全球治理取而代之？新的全球治理是多元化还是相反？这是事关世界秩序的根本问题，需要我们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