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全文）（3）

三、从国共两党在两个不同战场上的不同作用看中国共产党思想上政治上路线的正确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要坚持正确方向、把握正确导向，准确把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主流、本质，正确评价重大事件、重要党派、重要人物。”40 这一要求十分重要。

从整体上说，共产党对国民党抗战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充分肯定的。毛泽东早在1945年4月24日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就作了明确、科学的阐发。毛泽东说：“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曾经作了伟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主要地是属于中国人民方面的。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41 其中所说的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就包括了国民党军队的官兵。毛泽东还明确指出：“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42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成熟的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推动、组织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才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这既是被剥削被压迫半殖民地民族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本质上又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胜利。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所倡导的“全民族坚决抗战”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先期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和后期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抗战路线，本质上反映了不同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的相对立。全民族坚决抗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团结全民族的、以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唯物史观为思想基础的彻底的救国路线。而国民党先期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和后期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抗战路线，其本质则是对外乞求西方资本主义救援，对内依靠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镇压人民并以唯心史观为思想基础的亡国路线。

近几年来，一些出版物特别是网络、微信，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的作用提出强烈质疑，又罔顾事实对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进行“颂扬”，认为国民党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究竟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让我们从以下事实和数据看看国共两党在不同战场所起的不同作用中寻求答案，并反证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思想上政治上路线的正确。

我们可以把整个八年抗战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从国民党的角度，我们也可以把抗战分为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从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从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至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这四个阶段。

有人说，日军主要的作战对象是国民党军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要是国军。国军打了几十场大会战，战死上百万，损失了上百个将军，国民党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让我们看看国共两党及其军队在以下四个阶段的不同表现。

一是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这是国民党所谓抗战的第一个阶段，即东北沦陷阶段。在这一阶段，共产党坚决抗战，而国民党政府却实行“不抵抗”的妥协退让政策。 “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留驻东北的有近20万人，而日寇在东北各种军队包括武装在乡（退伍）军人和警察，总共2万余人，人数相差约10倍，东北军的兵力明显占优势。43 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著名政论家、《申报》主笔史量才甚至因撰文主张“安内必先攘外”，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结果，东北丰饶的大地和丰厚的资源，成了日寇全面进攻中国的前沿基地和物质基础。在这一阶段中，东北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着英勇的游击战争。

二是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这是国民党政府抗战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当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时，中国共产党军队却挺进敌后，建立敌后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在此阶段，国民党军队共投入80多万兵力，先后组织了淞沪、沂口、徐州、武汉等一系列大战役，可谓壮怀激烈，可歌可泣。在此阶段，日本军队把国民党军队作为主要作战对象，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占据着中国的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要道，日本也急于占领整个中国并以此高压姿态逼迫国民党政府投降。在此阶段，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总体上是态度积极，同时也是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力军。主要原因是：蒋介石有民族主义的爱国的一面；全民包括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强烈要求抗日的强大压力；美、英在对日实行绥靖政策的同时，也不愿意看到中国完全沦为日本殖民地导致自身在华利益受损；苏联也不愿意看到日本占领中国,使其在远东受到日本的直接威胁；日军的进攻直接威胁着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宁沪一带，国民党其他军政要员的财富也有很多在宁沪及京津一带，国民党迁都、财富转移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些都决定着国民党既要抗战，但又必然实行片面和消极的抗战路线，决定着此阶段国民党军的正面抵抗本质上必然都是大退撤前的狙击战和掩护战，也必然导致正面战场各个战役几乎都以退却失败而告终。即使著名的台儿庄大捷，最终结局也不能例外。台儿庄是徐州的门户，李宗仁集结4.6万国民党军与日军2万余兵力在此血战，赢得毙、伤敌1万多人的重大胜利。但这一胜利最终达到的战略目的仅仅是为国民党的大退却赢得了些许时间。仅一个月后，日军再整理集结夺取台儿庄直扑徐州之时，国民党的军政机关都己基本搬空南逃。

三是从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是国民党抗战的第三个阶段。在此阶段，共产党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积极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陷日寇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国民党正面战场却是妥协、退让甚至图谋投降、积极反共。广州、武汉陷落后，日本十分清楚国民党的底牌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便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也投桃报李。1939年1月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成立了“防共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把坚持抗战的内涵解释为“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44 这年4月，山东国民党军残杀八路军团级以下干部400余人。6月，国民党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规定“共产党活动最烈之区域应实行联保连坐法”。此后，共产党被称为“奸党”，人民军队被称为“奸军”，解放区被称为“匪区”，许许多多英勇抗战的共产党员和人民战士惨遭杀害。1939年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此时的日本更急于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腾出兵力抢占西方列强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殖民地，以配合德、意两个盟国，并缓解德国因其解除对苏联威胁的不满。日军于1939年12月4日进占昆仑关，发动桂南战役，企图彻底切断中国获得外援最重要的路线，即法属印度支那线。在此阶段，日军为巩固其占领区，在对国民党劝降的同时，也曾发动过若干进攻性打击，国民党政府为保住西南、西北大后方，也组织过桂南会战、枣宜会战等，国民党军队也进行过一定的抗击，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成为国民党政府的总基调。

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牵制了大量日军，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并使人民抗日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到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从抗战开始时的5万多人发展到50万人；除陕甘宁边区外，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建立了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拥有近1亿人口，成为全国抗战重心。45

四是从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至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这是抗战的第四个阶段。在此阶段，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并由1944年春转入战略攻势作战，而国民党却是被迫抗战、片面抗战，并严重丧失民心军心，最终酿成豫湘桂战役大溃散。蒋介石政府对美英帝国主义的依附性，决定其对日本侵略者的根本态度。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对日宣战时，国民党政府也才正式对日宣战。从一定意义上讲，蒋介石政府又不得不步入“被迫抗日”的轨道。为配合英、美打击日军，蒋介石政府命令各战区对日军发起进攻，也曾给日军以有力打击。特别是1942年元旦发起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死伤5万余人。为配合美英太平洋战场，为了维护其西南政权的稳定性，同时也是为了开辟和维护自己接受美英外援甚至特定条件下的退逃战略通道，1942年2月，蒋介石政府组成远征军进入缅甸对日作战。远征军的将士英勇无畏，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上写下了气壮山河的篇章。由于美国在华空军加强，日本在中国东海的船只损失急增，海路交通可能被切断。为挽救失败，日本提出新的作战设想：东面在太平洋各岛屿尽力阻止美军的进攻；西面在中国战场打通被分割的华北、华中和华南占领区。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日本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河南、湖南、广西会战，日方用于这次作战的总兵力有50余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前总人数已达几百万。此时的日军在各个战场上全线溃败，战斗实力已如夕阳西下，但国民党军队士气更是不堪一击。在豫湘桂战役中，在美国空军保障空中优势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却被日军打得望风而逃。这次豫湘桂大溃散，国民党损失50多万兵力，丢失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以及贵州省的一部，共约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46座城市。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南宁等地空军基地和飞机场被日军侵占。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寇铁蹄之下，无数资源被强占，财富被掠夺，并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损失。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这次豫湘桂大溃散，美国看到作战能力如此不堪的国军，才与斯大林达成协议：由苏联出兵东北，完成本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任务，代价则是外蒙古独立。在此阶段，蒋介石政府在经济上更是拚命扩张官僚资本，大发国难之财；在政治上压迫人民民主运动，在天水、西安、重庆、上饶和贵州等地设置的“集中营”中，被逮捕、囚禁并施以精神肉体折磨的共产党员和各地抗日进步青年，达20万之多，加上豫湘桂大溃散，从而导致更多人包括国民党阵营中许多人对蒋介石政府越来越失去信心。

1943年8月 13日，毛泽东致电中共各中央局、中央分局指出：“据今年七月统计，全部在华日军三十六个师六十万人，国民党只抗击二十五万人，共产党抗击了三十五万人。全部汪精卫、王克敏的伪军六十二万人(大部分是蒋介石军队投敌伪化的)，国民党只牵制了广东方面的六万人(但并不攻击他们)，在华北、华中五十六万伪军，均为共产党所抗击，国民党对之一枪不打。”46

1944年6月22日，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向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作了题为《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的长篇谈话。他指出：“中国抗战，一开始就分为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而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敌后战场就在实际上成了中国的主要战场。”“敌后战场有三个，即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在华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八路军，在华中敌后战场抗战者为新四军，在华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中共领导的游击部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现有四十七万多人，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点五；国民党的军队有几百万人，只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五。如果把全部日军和全部伪军合计起来，则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共产党的军队抗击日伪军总数一百三十四万人中的一百一十余万，即百分之八十四，国民党的军队只抗击了百分之十六。“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在华北、华中、华南这三个敌后战场与十五个以上抗日根据地上，进行异常残酷的非未曾目击者所能想像的抗日战争，至七年之久。赖有这些敌后战场，才挽救了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叶剑英的这篇谈话，毛泽东作过修改，在谈话讲到伪军处，加写了一段话：“国民党之所以让这些伪军投敌，投敌之后不加讨伐，并反而暗地和他们联络，其目的，不但为着在现时反对共产党，而且含有深远计划，而准备在日寇失败退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时，好让这些伪军藏其敌旗，打起国旗宣布‘反正’，占领这些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配合正面国民党军队，进行全国的反共战争。几年来在伪军中流行的所谓‘曲线救国论’，就是为着这种叛变民族的目的，全体人民是应该现在就起来注意这种阴谋的。”47

1944年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重新改写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社论说：在过去，在盟国政府与盟国人民方面，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抗战情形、所得的印象，是中国抗战的主力军是国民党，将来反攻日军也主要依靠国民党。“这些印象，直到现在还是统治着盟国朝野大多数人的思想的。”“所以出现了这种完全违反事实的现象的原因，主要的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只许国民党的丑诋、恶骂、造谣、诬蔑，向世界横飞乱喷，决不许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相稍许透露于世。” 从一定意义上讲，在当今的部分网络、微信甚至有的小报小刊上，70年抗战中的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又被重新置于此种境地。这种状况，令人不胜唏嘘。但毛泽东当时就已经指出：“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中外记者团与美军观察组，均先后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延安了。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抗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关于国民党的抗战不力、腐败无能这一方面，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与中国舆论，已经成了定论了。关于共产党的真相究竟如何这一方面，大多数的外国人与大后方的中国人，还是不明白的，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封锁政策为时太久的原故。但是情况已经在开始改变。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中，已经可以看见这种改变是在开始。这次记者团与观察组的来延，将为这种改变开一新阶段。”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