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全文）（2）

二、正确的思想上的路线是正确的政治上的路线的根基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她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党的遵义会议后，逐渐拥有了符合自己国情党情的正确的思想上的路线。

红军长征到达延安之后，毛泽东等一大批中央领导带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1938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1938年11月发表的《论新阶段》中，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口号。为使党找到并统一到一条正确的思想上的路线上，全党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从1942年2月开始至1945年春季结束，共计3年多时间，分为两期进行。参加第二期整风学习的干部就有1.2万余人，包括全党范围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其中集中在中央党校的有六、七千人，占总人数的2/3以上。延安整风使得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与思想水平不断提高，教育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分析问题。整风运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功克服了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思潮对党的危害，加强了党风、学风、文风建设，使党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强大。

1943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时作整风动员讲话指出：“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24

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很好地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与发展变化中的国际形势，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及组织路线，才保证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

1．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从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首先，从无阶级的原始社会逐渐过渡到有阶级的奴隶社会。奴隶社会是第一个私有制社会，存在着鲜明的两大阶级的对立，即奴隶主和奴隶的对立。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后，则存在着鲜明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和斗争。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后，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处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无产阶级要实现自身解放，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并逐渐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无产阶级以解放全人类为使命。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是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无产阶级要实现自身解放，必须要有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党和党的革命理论；夺取政权是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途径。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深刻认识，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抗战的全民抗战路线；也决定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始终坚持正确的战略策略，主导和领导统一战线。

2．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党的历史任务是首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面临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两对矛盾长期深刻地交织在一起，是我国社会最突出的矛盾。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最坚定力量，成为实现中华民族解放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坚强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中国国情，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还十分落后，要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中国必须首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不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对此做过精辟的论述：“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25 “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26

关于新民主主义，毛泽东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都作了十分明确、清晰的阐发，提出了完全符合中国当时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纲领。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并且主张在推翻和废止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这是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完全一致的。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在土地问题上，孙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孙先生在上述宣言里这样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27 毛泽东当年制定和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特别是经济纲领，今天读来仍引人深思。

1939年12月，毛泽东撰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他在第二章中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关于中国革命的动力，他指出：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28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进行深入阐述。他指出：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29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胜利的指导思想。

3．中国共产党紧紧捉住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急剧上升。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多次发表宣言、做出决议，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开展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30 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派遣军队奔赴抗日第一线。1937年3月，毛泽东指出：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31 193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指出：“我们要求全党同志在任何曲折变化的形势下，紧紧抓住中日两国间的基本矛盾，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基点，认定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并坚信这个敌人我们是能够战胜的。”32 1937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企图迅速灭亡中国；全民族团结一致抗日是顺应时代潮流的需要，国内阶级矛盾处于次要位置。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当作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而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就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本问题是要处理好国共两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显示出了极大的忍让精神，表现出卓越的智慧，成功地构建、维护和加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使在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时，中国共产党都以民族大义为重，竭力维护统一战线，避免与国民党决裂，避免发生大规模内战。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捉住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这对主要矛盾，坚持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避免分裂，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4．共产党人拥有先进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价值观和勇于为国家、民族和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的精神。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人，都是这样。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对立，说到底，本质上是根本立场的不同，是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和纲领的不同，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对立。

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劳动阶级的解放和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正因此，共产党人具有无私无畏的战斗精神和牺牲精神，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随时准备做出自我牺牲，甚至献出宝贵生命。在抗日战争中，无数共产党人冲锋陷阵，与日寇浴血奋战，英勇牺牲，成为全民族抗战的模范。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为陕北公学成立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33 认真读一读毛泽东当年的这一题词，我们不能不说，直至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要求也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在谈到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时，毛泽东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34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与人民群众建立起血肉联系，与敌寇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和党所领导的军队，正是这样一群优秀分子的集合。

党的领袖带头践行党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1937年 11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其表兄文运昌，告他不宜来延安工作，因为无法解决其家庭经济负担。信中说：“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35

东北抗日联军主要领导人之一杨靖宇就是共产党人的突出代表。他领导抗联部队对日寇坚持了长达九个年头的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使得数十万日军不能入关，在完全断绝食物的条件下坚持抗战一年之多。最终解剖杨靖宇遗体时，看到的是“胃里连饭粒都没有”，只有野草、树皮和破棉絮。

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决定了其代表的广泛性，决定了唯其才能组织、调动千千万万广大民众，使得抗日战争才有了力量和胜利之源。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就对此作了精辟明确地阐述。他说：“ 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36

而中国国民党是具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政党，要建立的是资产阶级专政。蒋介石政府的高级官员，往往本身就是大资产阶级，有的甚至是官僚买办阶级。1939年10月，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政府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的一个秘密报告说，蒋介石拥有资产809万美元、宋美龄有377万美元、宋子文有637万美元、孔祥熙有635万美元。37 这在当时，完全都是天文数字。蒋介石背弃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后，代表的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既具有深厚的封建主义特性，又具有极强的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这决定了这个阶级对帝国主义具有妥协性，害怕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蒋介石集团的“抗战”是为了保卫其所代表的大官僚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利益。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妥协、退让政策，长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曾造成极大破坏，还甚至几度与日本谈判，出现投降倾向。这些构成了蒋介石集团“抗战”的总基调和价值目标。蒋介石集团“爱国”的“国”，是镇压剥削人民之“国”，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服从其狭隘的阶级利益。蒋介石集团与广大国民党下层爱国官兵在客观上存在着不同的阶级地位、不同的“家”、“国”及其观念。政治路线首先是阶级路线，蒋介石集团与广大国民党下层爱国官兵在阶级利益上是对立的。如此，我们才能理解蒋介石集团为什么在抗战中、在解放战争中“兵败如山倒”，才能理解国民党政府不仅把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当成他们的主要敌人，而且也完全背叛了要彻底实行“三民主义”的孙中山。抗日战争期间，他们还不择手段，把苏联、美国等国的抗日援助攫为己有。美国总统杜鲁门曾这样痛斥说：“他们都是贼，每一个都是，他们从我们援助的数十亿美金中偷了7.5亿。他们就这样把钱偷走, 然后投资在巴西圣保罗,有些甚至是我们的正脚底下--纽约的房地产。”38 在1944年的河南会战中，当时国民党军队共有军用卡车七八百辆，但仅100辆用于军运，其余的都被军官们用来搬运私人财产和运送他们的亲属向西安逃跑。在1944年5月下旬的湖南会战长沙保卫战中，国民党湖南省主席薛岳面对长沙三面被围的态势，竟将自己的指挥部安在远离前线的150公里外的地方，以便于随时逃跑。11月11日广西战役日军进占南宁时，几乎所有的国民党部队都没有了长官。连蒋介石自己也承认：“在没有开战以前，一切危险困苦艰难挫折的情形，我都已料到，但决不料我们的军纪，会败坏到这步田地!在北方作战的情形，我只听得说，在上海作战的实况，我亲眼看见，一切的失利溃乱，抢劫掳掠。”39 一些被金钱和私人利益完全俘虏的国民党官员们，口头上说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实际行动却是为了自己的蝇头私利。靠这样的官员，能够带领军队和人民打胜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