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西方自古以来就具有人本主义的传统。西方人本主义,不管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还是近代以来康德、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其共同的本质特征在于:强调人在哲学中的地位和意义,尊重人的人格和尊严;强调人的自由自主性、实践性和能动性;强调人在人与世界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关注人自身的存在,探讨人的最佳在世方式。西方人本主义传统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成果,为人类生存提供了不可忽视的思想启迪,但它自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把人当作抽象的人来考察,缺乏现实的感性的基础;不能正确理解现实的人及其生活和实践;无法真正找到超越人的现实生存困境的物质力量、社会力量和现实道路,反而因其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导致人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失落。
马克思的“以人为本”思想是对西方传统人本主义的扬弃和发展,与之既有相互联系、一致的方面,又有相互区别的方面。就相互联系而言,首先,两者都是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其次,两者都强调以人的根本利益为尺度,尊重人、关注人,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就本质差异而言,最基本的问题在于对“人”的理解不同。西方人本主义把人理解为通过感性直观获得的一种假定的“抽象的人”;马克思的“以人为本”则把人理解为“现实的人”。与“抽象的人”不同,“现实的人”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不仅在社会关系中存在着,而且在社会关系中生成、发展着。由于对人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不同的世界观、历史观,人本主义不能把客观与主观、人的受动性和主动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从客观现实性又从主观能动性的统一方面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而马克思“以人为本”的世界观中的人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存在,既包含着人的自觉能动性又体现着客观规律性。西方人本主义把人的本质看成是既定的、一成不变的,即使是现代人本主义的“存在先于本质”所强调的,也是人向着自身本质的回归。西方人本主义历史观把历史过程看作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过程,把精神的因素看成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马克思的历史观则以现实的、实践的标准,从生产方式的角度、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认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西方人本主义以全人类或抽象的个人为本的历史观难免带有模糊性和虚假性;马克思“以人为本”的历史观则把人的解放的道德诉求和人的活动和历史进程统一起来,找到了从实然通向应然的现实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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