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弱化投资趋同有利于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2）

“去趋同化”是新常态下投资有效推动经济增长的前提

对投资趋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判断符合多国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根据笔者对OECD主要国家（美、英、法、德、日、澳等国）过去30多年数据的测算，随着投资趋同度提高，各国经济增长率均会呈现先增后减的规律，表现为一个倒U形曲线。

在我国，这一关系也得到了极强的经验支撑。具体而言，在1978年至20世纪末的20多年间，我国经济表现出明显的投资趋同特征，主要反映在农林牧渔、能源类及交通运输业等领域，而这些领域的年均增加值增速也较高，在其带动下，经济增长率达到了年均8.7%的水平。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加入WTO使出口条件得到改善以及住房的商品化改革，我国投资结构出现了新特点，即除了传统的能源类行业之外，投资资源开始向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汇聚，整个经济呈现“高投资、高趋同”的显著特征，并对其他产业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其结果是2001-2008年间出现了年均10%的高速增长。根据测算，我国投资趋同度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已于2008年前后到达倒U型曲线的拐点，然而近年来的投资趋同度却仍一直处于上升态势，加之全球金融危机又打破了我国既有的市场供需格局，这进一步加剧了过高的投资趋同度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表现为相关产业供给过多而消费增长乏力的矛盾局面。此时，如果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完善，那么投资将自动完成“去趋同化”过程，逐步进入新的增长轨道。但事实是，我国的市场机制尚不够完善，而且“当年投资产生当年GDP”的短期思维根深蒂固，这使我国的投资趋同度随后仍一直盘踞在高位，与之伴随的恰是2010年后经济增速的下降。

上述事实表明，投资能否在新常态下继续起到推动增长的关键作用，取决于“去趋同化”过程的顺利实现，这进一步要求市场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但反观我国过去高增长阶段的发展历程，投资的趋同往往伴随着政府有形之手的明显介入，其侧重点在于解决“当年GDP”问题。当然，无可否认的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仅靠市场的无形之手难以将有限资源汇聚于优势部门以形成规模效应，此时由政府提供协调机制以使资源实现集中配置就尤显必要。但当经济步入较快增长阶段时，政府应逐渐成为完善市场机制的建构者和监督人，并将配置投资资源的职能交还市场。

但我国过去高增长阶段的发展事实表明，政府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实现了投资主导权的自我强化。由于其激励机制有别于市场，所以当市场利润格局发生改变时，政府的决策惯性使之难以按市场要求来推进投资的“去趋同化”，且在短期增长目标的刺激下，反而会形成虹吸效应而使投资继续涌向供给过剩的部门，甚至引发民营资本的盲目跟随以及金融部门的倾向性支持，于是投资趋同度被进一步推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趋于放缓。

如果政府此时为了刺激经济而采取宽松货币政策，那么新增的流动性往往会被继续配置于过剩部门。由于利润前景黯淡，这些流动性将转向投机，即以各种渠道涌向资本市场，结果就是资本市场的大起大落。

上述情况说明，继续沿袭以往的投资配置方式，只会加剧投资趋同，从而放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换言之，经济增长乏力并非高投资之罪，因为当投资过度趋同时，无论投资多少都将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因此，在当前经济形势下，适度弱化投资趋同的投资政策导向不乏是一项保持新常态下经济稳定增长的有效方略。笔者测算显示，如果投资趋同度适度弱化能够有效实现，那么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区间将大致为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