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政策要还权于民，造福于民（2）

除了非洲等晚发展国家和地区，全球社会都经历了快速的人口转变和生育率下降，都先后转变成为“低生育率人口”（TFR低于2.5），年轻人口增长乏力同时老年人口更加长寿，这种失衡的人口发展态势给“少子化国家”和“超高龄社会”带来了多方面的深远挑战。归根结蒂，一是发展动力问题，二是社会和谐问题，三是人道主义问题。中国也不例外。

首先是低生育率导致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目前，中国开始要面对经济增长率下滑的新常态。其中人口结构的负向变化所带来的长远挑战不可忽视，2004年前后中国出现民工荒，近年蔓延到用工荒、兵源荒等，中国已经过了“刘易斯拐点”。2012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减少200-300余万，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格局被人口负债格局所替代。长期的低生育率将加剧年轻人力资源供应不足问题。

其次是低生育率导致社会基础结构——人口结构失衡——诱发社会不和谐不稳定。找不到对象的男性人口可能演化为对社会有危害的“狼性人口”。

再次是低生育率带来了大面积的人道主义问题。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着失独、空巢、养老等风险。失独家庭普遍存在着精神痛苦、老无所养的困难，他们会提出权利诉求。因为少子化和长寿化的“跷跷板效应”导致少子老龄化的失衡发展。老无所养、老无所依问题将蔓延。

全面放开二孩是对单独二孩政策的改革深化，但离全面放开生育仍有一步之遥，本质上是不彻底的改革也是滞后的改革，离全面鼓励生育更有几步之遥。在中国低生育率问题积累多年之后，正确的选择是在全面放开生育背景下及时大力鼓励生育，更不要说全面放开二孩了，可谓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大势所趋，越早越好。可以说，全面放开二孩为期不远，指日可待。

结构失衡、关系断裂的人口将导致“人口内爆”和社会危乱。“十三五”人口发展要高度重视人口平衡发展的客观规律，重视人口发展的代际平衡、人口发展的性别平衡和人口发展的地区特别是城乡的平衡，采取适度老龄化战略、男女人口平衡发展战略和适度城市化战略。

“国家人口振兴计划”是我的一个预言和建言，这个计划应该基于一个基本的认识，中国的人口危机源头在生育的少子化，继而波及到人口的少劳化（劳动年龄人口甚至经济活动人口供给减少）和老龄化。生育问题的经济含义是当婴儿成长为合格劳动力之前家庭和社会是否有能力应对？如果有能力抚养和培育就不是问题，如果没有能力，才成为问题。但即便是抚养能力问题，也不一定非要从生育控制入手。低生育率甚至超低生育率是强国大患，中国不要再在低生育率的成绩簿上沾沾自喜了。无论是在什么经济体系中，自由自主的生育才是合乎天道和人道的正确之道，政府可以运用经济和文化力量加以引导，但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也不应从行政上强制，更应明白权力和权利的边界。保护公民权利、促进公民福祉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的天职和使命。

在低生育率成为人口新常态之后，“繁荣人口，强盛中华”应该成为时代强音。

首先，不仅要还权于民，而且要造福于民，坚决保护和优化人口生态。停止生育控制，废除一切生育指标做法，废除社会抚养费制度。这是做减法。其次，要实施自由自主生育，鼓励生育、不限多胎。对不同胎次生育逐级提高奖励，如延长法定产假、发放婴儿成长金、牛奶金、教育金等等，有困难的家庭可以申请特别补助。这是做加法。再次，为挽救人口衰落态势，尽一切努力为人口发展开绿灯。不提倡流产，禁止大月份引产。爱护胎儿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最后，对失独父母、空巢老人、失能老人、无偶青年厚爱有加，建构起全方位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