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增长奇迹到回归常态（上）（2）

3．资本外流的冲击

长期以来，我国对资本项下的国际收支采取管制措施。这对于遏制热钱的流入流出，保持国内经济稳定运行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任何管制措施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效力下降的现象。在对外开放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为了追逐巨大的经济利益，国际资本会通过各种“渠道创新”（如虚假进出口贸易、地下钱庄等）绕开现行的监管措施进入我国。2000年以来，国际资本大量涌入中国应该有两次。一是2005年到2007年。当时人民币汇率改革启动了人民币升值进程，同时中国国内经济处于繁荣阶段，股票、房地产行情火暴，投资机会众多，激发了国际资本套利的欲望。二是2009年以后，美国实施“零利率”货币政策以刺激实体经济发展，导致廉价美元供应泛滥；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却很快摆脱危机甚至面临通货膨胀的局面。当时，国内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维持在6．5%左右，小企业贷款利率则通常达到两位数水平；与此同时，人民币兑美元维持持续升值态势。对于热钱流入的规模，并没有准确地测算和统计。但仅仅以国际收支表中的误差与遗漏来代替显然是低估的。2013年，对虚假进出口贸易问题的暴露充分表明，至少在持续的贸易顺差中包含有部分国际资本流入。

大规模的资本流入流出，在经济形势向好时自然可以“锦上添花”；但如果形势逆转，则只会使经济运行“雪上加霜”。而目前我国就恰恰处在后一种局面上。曾经火暴的房地产市场是吸收当年热钱流入的重要领域。现在“热钱”流动方向逆转，既可能是戳破房地产泡沫的银针，更可能是从山顶冲下来的、砸向中国经济的巨石。据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分析，当前我国跨境资本流动体现出鲜明的顺周期特征。从2014年第二季度到2015年第二季度，我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项下分别流入2470亿元和360亿美元，而其他投资则由前期净流入900亿美元转为净流出4645亿美元。资本流向的改变和规模由此可见一斑。8·11汇改之后，针对资本大量外流的现象，我国出台一系列管理措施，遏制了外汇储备快速下降的局面。但在心理预期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要想彻底改变资本外流的局面显然是不可能的。

（二）中长期增长环境的变化

1．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向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的转变

我国已进入工业后期发展阶段。发展阶段的变化导致经济运行出现了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具体如：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过去是冶金、建材、化工、能源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而现在是汽车、精密机械、新材料、新能源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接纳农村剩余劳动生产力转移的部门，过去是所有非农产业部门，而现在主要是第三产业；企业竞争力的来源，过去主要是廉价劳动力的供给以及大规模投资带来的规模经济，而现在主要是高附加值的研发和创新活动。在工业化后期阶段，伴随着物质财富的大量积累，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具有越发重要的意义。这就为金融服务、管理咨询、信息服务等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不仅如此，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企业实力的增强，跨国投资、全球化经营日益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和上述结构性变化相对应的，是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出现明显下降。这也是先行工业化国家所展现的普遍规律。

2．“中国模式”向常态增长模式的转变

上世纪90年代，在推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中国模式”。其内容主要包括：发展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高度统一、强有力的政府，庞大的、可供政府掌控的经济资源（如土地公有、公有制经济），以及追赶型经济体所享有的后发优势等。本世纪前10年是“中国模式”大放异彩的黄金时期。政府依托廉价的土地资源（以及公用事业收费政策）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承接国际产能转移，鼓励企业投资，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有发展模式的潜力逐渐消耗殆尽：一方面，土地出让金收入显著下降，今年上半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下降1／3以上；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已高达16万亿元，债务率85%左右，已接近地方政府举债的“天花板”（100%）。这就导致地方政府依托土地财政的融资模式难以为继。这将对作为经济增长重要发动机的（地方）政府投资乃至地方政府积极履行经济职能（如鼓励地区产业发展、激励研发和投资创业等）产生强有力的制约，并推动地方政府从发展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

3．劳动人口趋于下降，人口红利消失

早在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就已出现下降趋势。2012—2014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分别较上年减少345万人、244万人、371万人。据预测，在2020年以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减少约155万人，到2020年以后，这一发展趋势将明显加快。2020—203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减少约790万人。劳动人口的减少，意味着我们只能把经济增长的着眼点放在提高劳动效率上，放到走内涵式增长道路上。

劳动人口的下降，是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和出生率持续下降的结果。和现行工业化国家不同，我国是在尚未实现工业化的条件下步入老龄化的。老年人口的持续快速增加，青年劳动力数量的持续下降，给经济发展带来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主要包括：社会储蓄率下降、投资减少，消费心理趋于保守、创新动力削弱，养老负担加重、财政可持续性下降等。总之，劳动人口的减少，既会拉低潜在经济增长率，也会导致经济活力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