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2）

二、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对新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拓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中关于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的新探索，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支撑，从多方面拓展了21世纪中国新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新境域。就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对新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拓展而言，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结合上，提出了“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关系的中国话语；二是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基础上，提出了“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的中国话语。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一开始谈到生产力问题时就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17)这五个方面因素的有机组合和合理配置，对生产力作用过程和生产率的优化起着基本的也是决定性的作用。由于生产力过程的一般状况表现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自然条件往往被当作人的劳动利用、征服和改造的对象，对自然条件的无偿占用甚至过度开发似乎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选择，其结果就如习近平多次引述恩格斯的著名论断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8)自然条件作为生产力过程的决定因素，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也是生产力得以保护的对象。只有实现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的结合，才能达到生产力作用过程这五个因素的有机组合和合理配置，才能实现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自然之间的和谐协调发展。因此，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五个因素结合方式和方法的论述，不仅体现了生产力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系，同时也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协调的生态文明发展的意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自然条件”，最基本的是土地，因为“土地(在经济学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物，现成的生活资料供给人类”(19)；最主要的也是土地，因为“经济学上所说的土地是指未经人的协助而自然存在的一切劳动对象”。(20)在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阐释中，习近平谈到土地问题时，不仅提出“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的观点，而且还依据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情况，高度关注资源和生态环境等自然条件，提出了“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等新理解，(21)拓展了作为生产力过程“自然条件”因素的新内涵。

习近平从“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的高度，提出“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22)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判断的提出，是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力过程中“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理解的延伸；那么，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进程中，对生态文明建设既是发展生产力也是“保护生产力”的判断，就是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力过程中“自然条件”作用观点的拓展。习近平从“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的高度，提出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的理念，成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重要思想基础和实践指向，也成为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中国话语的表达。

从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来看，“生态修复”作为“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的内在要求，是多因素组合和结合的结果，具有显著的系统性。习近平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由一个部门负责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是十分必要的。”(23)习近平从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的联系上对生态修复的阐释，充分显示了新政治经济学中国话语的理论感召力和实践影响力。

正是在保护生产力和生态修复意义上，恩格斯的以下告诫更显示其当代意义：“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4)因此，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特征来看，“合乎自然规律地改造和利用自然”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要义。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应该自觉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标，以合乎自然发展规律、合乎人类幸福生活和美的追求的方式来改造和利用自然，保持人与自然之间动态的平衡。“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25)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长远目标。这一长远目标的基本内涵就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6)习近平关于保护生产力和生态修复的中国话语，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新的表达和阐发。

“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的概括，是习近平对生产力理论的中国话语的崭新表达。

2014年6月3日，习近平在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发表了“让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的主旨演讲。在演讲中，他从工程科技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作用的阐释入手，提出“工程科技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强调“人类生存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就是工程科技”。习近平指出，20世纪下半叶的信息技术引发的产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和消费从工业化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变，社会生产力再次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再次大飞跃。“工程科技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催发社会生产力的深刻变革，都会推动人类文明迈向新的更高的台阶。”(27)工程科技实现了科学发现同产业发展的直接结合，使工程科技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真正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源头，真正成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推动力，这实际上也是对新工业革命背景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作用的新理解。

工程科技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源头，还表现为向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的辐射和扩展，即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愈益凸显，工程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作用更加突出，不仅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成为推动教育、文化、体育、卫生、艺术等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这次主旨演讲中，习近平还联系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对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系作了深刻阐释。他提出：“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发展就必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我们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国家重大战略，着力推动工程科技创新，实现从以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转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28)

在2014年6月9日召开的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习近平对工程技术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作了新的展开论述。他提到：“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29)显然，“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是驱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最有力的引擎，也是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的新概括，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融为一体，是对方兴未艾的新科学技术革命的新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的新表达，是对新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