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3）

三、学科建设的演进和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意蕴的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中阐释的经济学思想，把生产力理论的新阐释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总体之中，在推进新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形成了“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等标志性成果，提升了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的意蕴。

注重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运动整体理论上把握社会生产力的内涵、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深化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新发展中的基本动因和矛盾节点，是习近平对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探索的基本立场和根本方法。

从社会经济运动整体关系中理解和把握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实践问题，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集中体现。1859年初，马克思在“分册”出版以“六册结构计划”为主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撰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这个“序言”中，马克思一开始极为简略地阐明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册结构计划”和第一分册的关系。他指出：“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以下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前两章构成本分本册的内容。”(30)《〈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主要篇幅是对唯物史观的系统“表述”，那就是马克思做出的从“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的系统“表述”。(31)这一“表述”，已经成为马克思对唯物史观做出的最为经典的、也是最为著名的论述。可以认为，马克思以“序言”的方式在政治经济学著作中集中阐述的唯物史观原理，体现了马克思实现政治经济学科学革命的思想精髓。理解和把握这一思想精髓，显然也成为中国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的基本立场和根本方法。

依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系统“表述”的精神实质，习近平密切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提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从这一“全面性”来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也正是从这一“全面性”来看，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32)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才能解释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立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以谋划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新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以及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创新的内在根据和根本指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33)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中经济思想的聚焦点和着力点。习近平强调，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实现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战略目标进程中，要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深化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也是为了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推动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习近平强调：“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3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整体理解和判断的结果，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融于其中，并由此而激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势能和新作用，提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认识视野，是新政治经济学面临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

从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布局和根本目标上，对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结合上形成生产力理论的整体观，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新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新拓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这“三个进一步解放”的重要思想。(35)习近平认为，这一重要思想“既是改革的目的，又是改革的条件”，在“三个进一步解放”中，“解放思想是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开关。”没有解放思想，我们党就不可能在十年动乱结束不久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我国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没有解放思想，我们党就不可能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有效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前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同时，应该看到，“解放思想，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为了更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解放思想的必然结果，也是解放思想的重要基础。”(36)

我们要在同解放思想与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结合中，形成新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整体观。“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从这一整体观来看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我们讲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有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也要有支撑这种精神和信仰的强大物质力量。这就要靠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37)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在对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新的认识和判断基础上，形成“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的生产力理论的中国话语，提出“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新课题，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生产力理论创新和新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推进的突出建树。

在正式提出经济新常态理论之前，习近平提醒我们注意：“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38)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以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变化的研判为基础，才能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应对中国经济发展各种新挑战的思想理论准备。

首先，对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觉运用和更好遵循的集中体现。

2012年12月，在党的十八大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提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变化、新特征。面对经济发展的这些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增强“问题意识”，深入分析背后的原因，引导“问题倒逼”，采取有效举措解决问题。据此，习近平作出了“要继续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这一涉及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的准确判断。(39)

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召开的三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根据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情况，对经济转型的格局作出新的阐释，可以概括为以下十个方面：一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建立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二是坚持稳中求进，促进提质增效升级，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保持经济增速在合理区间平稳运行；三是深化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产业整体素质；四是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完善区域政策，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五是保持物价稳定，为推进改革和调整结构创造良好环境；六是毫不放松抓好“三农”工作，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夯实农业基础，保障农产品供给；七是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八是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核心支撑能力；九是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突出民生优先，促进社会公正，进一步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十是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创建新的竞争优势，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等。这十个方面的阐述凸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实践性和指导性，也是对21世纪新政治经济学主题的新概括，展示了新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新内涵。

其次，从“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的视角，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和新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推进的集中体现。

2014年7月，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时，提出了经济“新常态”观点。他提到：“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适应“新常态”，要求我们能审时度势，“全面把握和准确判断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应对各种新挑战的准备。”适应“新常态”更要求我们，“要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针对突出问题，主动作为，勇闯难关，努力提高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40)

“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是经济新常态思想的出发点，也是推进经济新常态的归宿点。习近平强调，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以“社会生产力总体跃升”为标志的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对经济新常态的理论和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集中体现和深刻凝练，是习近平对新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和创新。

在201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从对我国经济中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方面变化的分析中提出：“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据此，习近平作出了“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的判断。(41)新常态的“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的判断，是对“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中国话语的延伸，也是对新政治经济学理论探索的重要概括。

从“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到“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是习近平关于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的基本方法和重要内涵，是他对新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本方面和主要方向的新拓展，深刻概括了习近平对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探索到新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发展的主要线索。

对学科整体的研究、理解和把握，是理论运用、发展和创新的支撑。高度重视新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的基础。在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中，实现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中国话语，又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基于当代中国和世界经济社会关系发展的实际，认识和把握好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之间的统一和互动关系，是21世纪新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遵循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