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开展文化的量化研究（2）

实验法

有时候研究者并不需要直接研究文化的效应，而是要研究其他因素对文化效应的影响，这样可以避开文化效应的内生性问题。和Polavieja的研究主题类似，Pedulla等的研究发现，看似由传统主义文化影响的家庭—工作偏好，可能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一系列限制性制度带来的。作者使用调查实验的方法，将调查样本随机分成三份，每一份的被访者都需要回答将来的家庭—工作安排是怎样的，但是在不同的样本中，制度性限制程度是不一样的，主要体现在选项和问题的条件上。制度性限制最高的是没有给平等主义选项的组，大多数人选择新传统主义的偏好；制度性限制适中的组加入了平等主义选项，这一组相当多一部分人开始选择平等主义偏好；制度性限制最宽松的是询问被访者当具备一些条件，比如公司会在小孩照料等方面提供便利的情况下，被访者会如何选择。这时候被访者在工作—家庭安排上更加趋向于平等主义偏好。作者由此证明，看似由于传统文化导致的家庭—工作安排偏好的性别差异，实际上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限制不同导致的。

而另一篇采用实验方法的文章用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做法。相对于西方来说，中国人的名（非姓氏）往往具有很浓厚的文化含义，Obukhova等人的研究将“文革”作为准实验设计的 “政治刺激”，用“文革”开始前后北京父母给男孩取名字这一现象来研究政治影响文化的两种机制。一种是语码转换效应。这种机制认为文化会随着政治倾向而变化，这一时期的表现主要为具有红色革命色彩的名字增多。另一种机制是时髦品位转换效应。这种效应的理论来源于齐美尔对时髦的讨论，认为人们通常希望将自己与别人区分开从而显得时髦；但是在感觉不安全的时候，人们倾向于与别人一样。采集北京市1964年1月到1969年12月出生的男孩名字的登记数据，Obukhova等通过分析这些名字在1966年“文革”发生前后特征的变化，验证了政治影响文化的这两种机制。“文革”作为准实验设计中的“实验刺激”，对名字的分布特征具有与理论预测一致的显著性影响。

综上，Polavieja的研究采用移民的大型调查数据，使用工具变量的方法直接测量文化的效应。我国幅员辽阔，人口在民族、城乡、宗教和地域等多个维度存在着文化差异。在人口的流动日益剧烈的情况下，采用文中的方法直接研究文化的效应非常具有可操作性。目前国内几个著名的大型社会调查，如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山大学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北京大学的家庭追踪调查等均可对此进行尝试。Pedulla等的调查实验法将实验法与问卷调查法结合，既克服了问卷调查法可能存在的选择性偏误，又避免了实验法场景由于不真实无法推广的问题，可以研究多种因素对文化行为的影响。而Obukhova的研究以中国作为研究对象。作为一个国家力量相对较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在社会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我国采用这种准实验设计的方式研究某种事件对文化行为的影响，可能是比较适合的。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国的文化研究者如何掌握好研究文化的量化工具科学地开展工作，是紧迫而必要的。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学系）